文/徐乔伊
（作者徐乔伊，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心编导，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编导；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初记忆，是儿时每年12月13日上午，穿过南京城上空的凄厉警报声。
但近距离走近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却是在今年春天开始，我参与到大型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的创作中。从刚开始的各方资料收集，案头准备，摄制文本的梳理，外景采访拍摄到后期的剪辑制作，一路走来，曾经的苦难在我的眼前不断呈现出来，令人刻骨铭心。
我们在欧洲外景拍摄的第一站，是在今年8月，从寻找当年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日记原件开始的。
在德国海德堡，我们采访了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拉贝日记》原件的保管者，一位严谨的绅士。一见面他便用简单的中文和我们打招呼，并示意可以在他的书房进行采访拍摄。
那是一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整齐满满的摆放着他祖父约翰·拉贝的相关书籍和物件，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摆设，都被呵护的一尘不染。金色温暖的阳光洒进来，仿佛增添了些许庄重和神圣。采访中，托马斯·拉贝向我们回忆祖父的身世和在中国的经历。他在深沉温和的讲述中，向我们不断传递着对祖父约翰·拉贝的敬重之情，令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当他向我们打开尘封多年的《拉贝日记》原件时，摄制组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作为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拉贝日记》第一次全面地展现在中国电视观众面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我们在德国街头采访路人时，只有很少的人表示知道约翰·拉贝的姓名。这让我们深感肩上的重任，更有义务要将这部纪录片拍好，让更多的人们能够了解约翰·拉贝这个人和那段历史。
在丹麦的奥胡斯，有一种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黄玫瑰”，它是当地的人们，为纪念一位奋不顾身保护中国难民的正义之士而精心培育的，这个人就是辛德贝格。当年，这位来自丹麦的年轻人和德国人京特一起，在江南水泥厂一带保护了近三万名中国难民。辛德贝格的侄女玛丽安女士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盛情邀请我们到位于郊外的大型玫瑰园，在那里，她告诉我们，这种新型的黄色玫瑰花了三年时间才培育出来，寄托着对辛德贝格深深的怀念。
看着满园怒放的黄玫瑰，我们心中也有着同样的声音：是的！辛德贝格为南京所付出的一切，应当永远被铭记！
在这部纪录片再现拍摄期间，我客串了明妮·魏特琳当年保护难民的再现镜头。魏特琳是南京安全区委员会里唯一的女性，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置的难民收容所，保护了大批的妇女儿童。
由于日军的反复骚扰，魏特琳总在校园中不断的急速奔走，从宿舍到教学楼，从教学楼到操场上……当我一遍又一遍模仿着当年的魏特琳在校园中奔波的时候，便深深地理解到魏特琳当时的心境。突如其来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她的神经每一秒钟都是紧绷着的。那是一种夹杂着孤独、无助、悲愤却又满含坚定的感觉，尽管孤身奋战，且不知噩梦何时才能结束，但天性的力量，依然支撑着魏特琳竭尽所能的走下去。
还有让我难忘的11月16日。那天是星期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闭馆日。没有参观的人群，天空阴沉压抑，萧瑟的秋风从身上吹过，我和摄影师在空旷的纪念馆中，从清晨拍到夜晚，面对着冰冷的鹅卵石、触目惊心的“遇难者300000”、哭墙上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寻找孩子的母亲塑像、白骨累累的“万人坑”……一种悲愤之感从心中夺涌而出。面对曾经的苦难，我们今天的人们该怎样去做，才能慰藉遇难者的亡魂？
我相信，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守望未来。
能够参与这部纪录片的创作，于我来说是幸运的。更为难得的是，重温这段历史的过程，也使我接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编导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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