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海建
(作者严海建,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战争与社会记忆、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研究;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江苏广电总台制作的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同时公开放映。这部纪录片不仅是历史真相的客观再现,而且从另一个视角提示着南京大屠杀的世界记忆属性。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这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黑暗时刻,除了作为施暴者的日军与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军民,还有第三方的存在,那就是在宁的西方人士。西方人对日军暴行的记录及其自身的战争体验,使得南京记忆自开始即不局限于中国,而具有人类记忆的普遍价值。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宁的西方人士在事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段必将记入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所以,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加以记录,并形成了大量的一手即时记录,例如,国际安全区主要负责人拉贝和魏特琳的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志,日军在南京所有的罪恶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应的案例;又如,马吉拍摄的记录电影,是现存唯一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活动影像记录。
第三方人士的现场记录,既是今天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又是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同时,西方在宁人士的亲历与记录,使得南京大屠杀不同于日本侵华期间发生的众多暴行。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中国人所独自承受的遭遇,而是全世界人民关于战争的跨越国境的历史记忆。
作为日军暴行的亲历者,西方在宁人士在救助中国难民的同时,也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在宁人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日军的侵害,而日军暴行留下的恐怖记忆对其造成的心理创伤则更加严重。费吴生离开南京到美国宣讲大屠杀事实时,不断遭受失忆等症状的困扰,X光检查显示,他的脑部并无问题,于是,他自我诊断说“南京每天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更为严重的,甚至有人因为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杀。金女大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于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选择以自杀来结束战争创伤的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人,而是包含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士;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国人独有的记忆,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关于战争的记忆的一部分。
除了西方人的视角外,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还包含了日方的视角。就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世界属性而言,日本对战争暴行的反省态度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作为历史学者的笠原十九司,其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做到了摒除政治影响,突破立场身份的限制,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去讨论,而不仅仅当作中日之间的话题,这在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够的当下日本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日之间真正拥有共同的“南京大屠杀史”,在战争记忆上获得普遍共识,才是今日我们所期望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类记忆的真正形成。最后,借用笠原十九司教授的一段演讲来提示南京记忆的特殊价值:“南京大屠杀不仅要从日本军或日本人的责任问题来考虑,而且要将其放到人类历史上来思考,要明确战争暴行发生的原因,通过历史教训的学习,来治愈克服过去的创伤,超越国家及民族的对立与冲突的二十世纪,开创人类共存的二十一世纪。”
我要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