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晓慧
（作者王晓慧，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中笠原十九司一集编导；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确定担任笠原十九司一集编导的第二天，我就不争气地病了。也许只是时间的巧合，也许真是因为压力山大。
笠原十九司是当下活生生的人物，却是少有动态的沉思者；他是一名日本的历史学者，纪录片除去挖掘人物本身的鲜活故事，还需要进行符合他身份的广度与深度的延展；他搜集了大量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的一手史料，甚至为捍卫南京大屠杀真相多次与日本右翼展开斗争，但是这些说起来精彩的人物故事，却大多是过去时，笠原十九司30多年来所走过的探寻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历程，用纪录片形式来呈现，有很多的难点。
毫无头绪的时候，我开始研读笠原教授撰写的《难民区百日》与《南京事件争论史》。为了不与这位老人家太过生疏，我在网上搜索了他的照片。只是有限的那么几张，还大多重复，且表情严肃。
我有些担心怎么走进这个可能并不和蔼的老人家，也慢慢产生了疑问：1944年出生的笠原十九司，为什么宁可顶着“卖国贼”的骂名，也要反思南京大屠杀历史？作为日本国民的他，在一步步揭开历史真相的同时，如何直面本民族的加害罪行？三十多年来，他又如何在“泥潭中搏斗”将南京大屠杀历史植入日本国民记忆？
2015年7月26日，我们与笠原教授第一次见面。闲聊的时候，他讲起今年5月在湖北宜昌的一段经历。他来参加学术活动，无意间在场外遇到了一位小学生，孩子指着笠原教授就喊“日本鬼子”，他笑了笑只回了一句“你好”。
当笠原教授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眼神是和善的，他说：“我就想告诉这个孩子，日本人不是都不友好。”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我们了解历史真相，不是为了附加偏见，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正如笠原教授在采访中所说：“现在的国民，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有很多冲突，对待历史问题，彼此要互相信任。”
2015年8月，摄制组在送达笠原教授回家后，也开始了日本部分的纪实拍摄。
笠原十九司祭拜父亲，回忆战争伤害；曾与丈夫合作翻译首部日本版《魏特琳日记》的夫人伊原阳子，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述搜集史料、捍卫真相的艰辛历程；笠原十九司拜访原侵华日军牧野信人之子，求取第六师团南京大屠杀罪证；曾多次帮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状告日本政府的律师渡边春己，也表达了希望“日本坦率地承认过去的事实、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立场……
除此之外，在摄制组的努力和笠原教授的支持下，我们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笠原夫妇采访1937年率先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两位美国记者的现场录音、采访手稿；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笠原教授的策划与推动下，日本媒体寻找马吉胶片并多方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像；实现了通过中方受害者、日方加害者、西方亲历者的资料比对，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史实验证；也借助笠原十九司突破国籍与身份限制的反思，客观而适当地分析当下。
三十多年来，笠原十九司出版个人专著13部，共同参与编写书籍27部。而研究范围，也已经从南京大屠杀，扩展到分析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因后果。
无论在今天还是未来，这些以日文书写、在日本出版并收录进图书馆的南京大屠杀著作，都是对加害历史的存档、对大屠杀否定论的有力回击。
还记得在我们拍摄即将结束的时候，笠原教授说过的一段话：“我就是个农民，我喜欢在阳光下干活，太阳再毒辣，我也不会戴帽子，但是日本有很多人总是给我戴帽子，叫我‘自虐狂’、‘卖国贼’。”他也在一本回顾生平履历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我作为日本人出生，持有日本国籍，拥有作为日本国民的权利，同样也背负着一个国民对日本历史发展的责任。”
笠原十九司，一位真正用一生书写人性的学者，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家。
[笠原十九司简介]
[创作手记]
[原创手记]
公安备案号：320102020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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