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拨通了53位农民工兄弟姐妹的电话。其中，有46名是协作者曾经救助服务的困境农民工家庭。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从事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抵御风险的能力脆弱的农民群体，面对此次疫情，处境雪上加霜。

　　“目前发生的这个肺炎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不能外出。我的工作是去捡废品，春节废品回收站本来也不开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门。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出门，也捡不来废品，今天有人打电话叫我收废品，我也不知道往哪里放。如果疫情持续时间再长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只能在家里待着，但我更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孩子马上要升初中，不知道还有没有学可以上。如果能有学上，我和奶奶多苦都值得……”大联说。

　　他今年57岁，患有脑梗和高血压，和妻子一同在南京打工，照顾孙女欣欣。欣欣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改嫁。大联回收废品，妻子做保洁工。为了孙女可以在南京读书，两个老人日复一日坚持着。大联一家人心生乐观，但面对此次席卷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他对自己的工作、孙女的学习，以及还在做着保洁工作的奶奶的安全健康都产生了担心和无所适从。

　　在北京的刘大姐已经几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了。2015年，她和丈夫来京边打工边给儿子治病。“谁都可以离开北京，我们走不了，只有北京能治孩子的病”。刘大姐说。她的丈夫积劳成疾，于2019年12月9日患肝癌去世。对于眼下的疫情，她说，即使再难也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春节回山东单县老家过年的李大姐，正在着急怎么尽快回到北京。她和老公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老公比她严重，已经不能干重活，全家靠李大姐一个人打两份工。李大姐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她知道一个道理：做人得讲感情。“我平时在北京给两个快九十岁的老人做饭，这次回来原本打算待个几天就回去，谁想到村里把路封了，车也不通了，你说老人可咋办啊？”李大姐说，人在一起都有感情，她最担心的就是两位老人。

　　作为2003年国内最早开展农民工非典救援行动的民间组织。时隔17年，2020年1月22日，协作者再次启动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抗疫救援行动。依托分布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伙伴网络，针对当地脆弱性较高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需求评估/动态监测、紧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教育倡导等多元结合的灾害管理服务，并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提供借鉴。对53名农民工开展个案访谈也是“协作者“抗疫救援行动中的需求评估工作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中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分析报告》提出困境农民工五大迫切问题及介入策略

　　为了快速识别疫情中的脆弱人群及其需求，为疫情防控和救援工作提供参考和服务指引，“协作者”依据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的个案访谈，梳理分析形成了《疫情下的深呼吸：新冠肺炎疫情中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分析报告》。

　　该需求分析报告指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春节假期，农民工群体是春节流动的主要人群，受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在疫情中，农民工群体属于高风险高脆弱性人群，尤其是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其中，特别是因为疾病、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单亲等原因，导致深陷困境的农民工家庭，迫于各种原因而在生存机会相对较多的城市靠打工维持生计，且以拾荒、打短工、建筑工、装修工、做小生意等非正规就业为主，相比成建制单位就业人群，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一旦风险降临，更是雪上加霜。

　　通过46份个案访谈样本分析发现：

　　1、受回家成本高、老家无生产材料、新冠病毒疫情等影响，60.87%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春节没有返乡；

　　2、78.26%的农民工家庭通过浏览手机短视频获取疫情信息；大部分农民工对疫情有认知，但普遍缺乏适合的防护知识，包括不清楚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品，不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疗方法等，并会接收到一些错误的信息；农民工所生活的社区通过居委会和村委会全面部署防控网络，包括用公共广播、微信群、传单、短信等播报防控信息，采取挖路封路、设置路障、询问登记等方式实行防控，但重管控少服务；

　　3、尽管农民工自我防护意识强，但防护物资缺失；对于儿童的防护缺失，孩子的感受被忽视，家长普遍缺少以儿童的视角引导孩子正确认识疫情，做好疫情防护和心理建设；

　　4、农民工朋友对疫情的反应复杂不一，58.70%的受访对象表露出担心和恐惧，但对疫情发展普遍持比较乐观的心态；大部分能够承受疫情的短期影响，担忧疫情持续发展影响生计和子女教育；

　　5、对于疫情之后，69.57%的受访对象仍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主要因为老家的生活生产难以为继、在城市治疗疾病、为了孩子更好的教育和寻求发更好的发展机会。

　　为了能切实回应困境农民工的迫切需求，解决他们的现实困境，需求分析报告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和社会治理视角，针对困境农民工当前迫切的五大问题给出专业的介入建议：

　　（一）问题：经济基础弱，缺少社会保障和支持，使得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随着疫情持续，生计将陷入困境。

　　建议：各界需做好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短期防护和长期生计问题的监测与救助。

　　一是社区和社会组织在做好社区防控工作的同时，要特别关注身边包括困境农民工家庭在内的脆弱人群，从疫情防护到基本生活需要，做好监测和服务工作。

　　二是对于危及基本生存的家庭，需提供紧急救助，支持其度过最紧迫的困境，如倡导减免或缓收房租、学费，社区、慈善组织和企业为其提供生活物资援助、小额资金、免息低息借款等。

　　（二）问题：受教育程度和获及信息的工具/渠道影响，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识别信息的能力有限，其对疫情防护有较高认识，但行动能力弱、防护措施不科学、防护物资不到位。

　　建议：疫情防护宣传和服务应结合不同群体的特点，增强适用性、可及性和人文关怀，特别是需要加强服务视角。

　　一是将信息转化成适合该群体理解的语言，防控措施考虑该群体的现实保障条件，识别防护措施落实困难的家庭；

　　二是协调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政策法规讲解、防护技术培训、防护物资救助、心理疏导等个性化服务；

　　三是政府、企业和媒体应监督和制止部分农民工输入地社区对返城农民工的排斥，包括禁止返回承租房屋、阻止正常出租入住、乱要健康证明等违法行为。

　　（三）问题：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缺少社会保障，因病致贫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在突发疫情面前不只是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疾病治疗难度也显著增加。

　　建议：疫情防控应从实用性和战略性两个角度，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从当前疫情考虑，慈善组织和相关政府部门启动对大病农民工家庭的临时医药费用、治疗费用、生活费用的支持，形式要灵活多样，以能够救急难、快速解决问题为关键。

　　二是从长远考虑，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私人雇主与务工者灵活的社会保险缴纳制度、简化异地医疗报销的手续、降低病患家庭的报销成本等。

　　（四）问题：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儿童缺少防护物资，也缺少适合的社会服务。

　　建议：疫情防控需建立儿童视角，并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需要。

　　一是在制定和落实防控措施时，征求并认真调研、接纳儿童的意见；

　　二是社区、社会组织和儿童社会工作者加强针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在内的困境儿童及其家长的专业服务，关注其因疫情引起的心理、成长认知等变化；

　　三是政府应调动村（居）儿童主任、儿童服务机构做好对辖区内困境儿童的防护监测工作，并提前做好未成年人在隔离区的生活和服务准备。

　　（五）问题：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需要长期在城市谋求生计，而疫情和社会支持的缺失，加大了次生危机的可能。

　　建议：疫情防控工作应注重微观服务与宏观干预的结合，将危机变为降低农民工家庭脆弱性、提升发展能力的契机。

　　一是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以疫情防控为契机，面向该群体开展提升自我防护、社区互助、社区参与等理念和方法的社区教育，鼓励社区居民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邻里，特别是关爱困境农民工家庭，提升社群互助抗灾能力；

　　二是针对脆弱群体往往是疫情高风险人群，会在疫情期间面对被误解和排斥的挑战，应及时进行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干预，协助困境农民工家庭肯定自我为应对困境而做出的努力，让公众理解弱势群体的脆弱性是长期制度性缺失而造成的，是先于疫情存在的，是需要社会关爱和支持的。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携带病毒的患者和高风险脆弱人群；

　　三是疫情后期，引领大家回顾疫情过程，反思个人、家庭和社区在抗灾中的积极表现，发现潜在优势，检讨减灾、防灾和抗灾的脆弱环节，开展灾害管理相关知识培训，培育社区灾害管理志愿者队伍，巩固和促进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社区支持网络。

　　全国2.91亿的农民工，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生计；2.91亿个数字，构成了支撑着这个国家发展的脊梁。“协作者”创始人李涛说：“无论我们是否感知他们的存在，我们手头的每一件工业化产品几乎都浸润着他们的汗水；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大多数人的子女势必和他们一样：或者为了梦想，或者为了生计，或者因为无法言说的命运的安排，终有一天也会背井离乡，成为‘流动人口’的一员。”

　　真正的希望，是每个同胞的不离不弃，同舟共济。“协作者”希望携手社会各界力量，让困境农民工的声音被听到，关注更多像他们一样在疫情面前迷茫无助而又奋起抗争的困境流动家庭。邀请您共同关注那些重压下的深呼吸，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

　　（来源：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汪舒 编辑/高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