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已经结束了，但留给我们思考远没结束。除了公祭，告慰死者，我们还能做什么？荔枝新闻记者就此做了采访。倾听，让纪念更有力量！

“我爸爸当年参加远征军，从重庆回到南京以后，就接到政府的命令，前往东京参与对日本战犯的调查、整理、审判的工作。我爸主要负责横滨审判，对侵华日军5千名战犯的调查起诉。我爸叫杜慕陵，代表政府引渡谷寿夫，通过国内派航班押送回来。”这是市民杜伟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内，向参观者讲诉父亲的事迹。

其实，这几天，在公祭仪式现场，在纪念碑前，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在学校里……你都会发现这样一幕，大家围在一起，静静地倾听遇难同胞的后代们，讲述着自己父辈的故事。市民马明珍：“我的父亲是一个特工人员，叫马衡良。在1942年的7月被日本鬼子宪兵队带走了，22岁就牺牲了，当时我还没满月。因为他严守秘密，没有出卖同志。后来听我爸爸的老战友说，他被日本鬼子从高处摔下来，狼狗子把他全部的身体吞食了。”

采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你会感到他们身上，除了悲痛， 更有坚强，还有一种迫切想要告诉大家的倾诉意愿。而作为倾听者，我们需要是默默地倾听，并在倾听中感受着力量。

马明珍说，长大以后每当需要填表格时，她总会写上这样一句话： 长大以后，组织上要填表了，我都会写上“爸爸给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爸爸是22岁去世的，就没下落了，他的忌日我更不知道了。但比起那些无故无缘被日本鬼子杀害的30万人，有的连名字都找不到，像我父亲这样子至少还晓得一点情况的，我感到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是国家的公祭日嘛，我就到这里来祭拜他。

每年和平集会的广场上，梅寿兰总是坐在轮椅上，寒风中排在幸存者座次的第一排。然而今年，她来不了了，她已于去年去世了。她的大女婿梁心流今年70岁，他告诉在场倾听的市民和学生，在他有生之年，每年都会来这里讲述过去的故事：“我的丈母娘，当时她家住在西善桥的梅家洼村，到那时9岁，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就把他的家人，所有男的全都抓起来，然后用布条捆成一个圈，把手榴弹往里面一丟，把10个人全都炸倒了。我们为了教育后代，要把这个悲惨的事情告诉大家，让很多人都能知道这段历史。”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告诉荔枝新闻记者，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已经举办了好几场的倾听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到博物馆， 愿意倾听以往的发生在南京的苦难故事。 “民众的参与度也越来越多，这个我很有感觉。像往年的话，博物馆不会有这么多的人，而且去年公祭，也没有这么多的人。今年一下来了这么多的群众，而且他们都是自发来的。”

“当更多的人主动倾听的时候，我们的纪念才会有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