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于里

　　（作者曾于里，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青年文化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粱》于10月12日重映。此次将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将在旗下全国200家院线上映。

　　《红高粱》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1988年，张艺谋凭借该片一鸣惊人，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触摸到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也成为了中国电影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著名小说家莫言的作品，以孙辈的视角回忆了“我爷爷”余占鳌（姜文饰）和“我奶奶”九儿（巩俐饰）的传奇故事。年轻女子九儿被迫嫁给患麻风病的酒厂掌柜，在出嫁途中，九儿与英武彪悍的轿夫激情相爱，几经挫折一起经营着烧酒作坊，后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军杀害。电影前半部分以表现西北民俗民生为主，后半部分加入日本侵华的大历史背景。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红高粱》首先给观众以强烈冲击的，是它的色彩。

　　从1984年张艺谋在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担任摄影师起，张艺谋对色彩的特殊感情便崭露头角，他喜欢浓墨重彩，喜欢东方主义的高浓度色彩。在《红高粱》中，是浓烈的红。无论是九儿的红衣裳红盖头，歌曲里面唱的红绣楼、红绣球，火红的高粱地，叫做十八里红的高粱酒，还有影片结尾处红色的“世界”……红色的统一性展现，形成特殊的色彩冲击力。

　　极致的色彩语言营造的不仅是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更彰显出对原始生命的礼赞。浓烈的红色，是蓬勃自由生命力的象征。“我爷爷”和“我奶奶”就是如此，他们的结合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为世俗所不容，但是他们爱得义无反顾，是被压抑许久后的人性的痛快宣泄。而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这种蓬勃自由的生命力，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整个民族，当众人举着土雷冲向日本鬼子的时候，他们的英勇就义既表达出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一曲生命赞歌和民族赞歌。

　　以浓烈的色彩表达强烈的生命力，这样的处理不可谓不高明。莫言的剧本、张艺谋的色彩、姜文的气质，完美地酿成了一壶酒，中国电影一下子“活”了。

　　《红高粱》的出现，并非偶然。1980年代，中国文艺界掀起了“寻根热潮”，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寻根”主题。当时的文艺界一方面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回应现代性对他们的询唤，另一方面，西方强势的现代性话语使其大多困于强烈的民族身份焦虑。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从文化角度对历史进行反思，以“寻根”的方式开凿民族、民间的文化岩层，建构“民族寓言”，反思历史，省思当下，并重获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札撒》、张艺谋的《红高粱》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不过，《黄土地》《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成功，非但没有缓解中国电影人“走出去”的焦虑，反倒加剧了这一焦虑——中国电影人从《红高粱》身上看到了“走出去”的希望。在名利双丰收的诱导下，不少导演纷纷效仿此法，到了1990年代，一系列以“寻根”为由实则充满民俗猎艳之嫌的电影大量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中国“东方奇观”的欲望化窥探，却由此失去了《红高粱》中所拥有的真实而原始的力量。甚至张艺谋本人也为迎合西方影评人的口味而迷失方向，浓烈的色彩虽一以贯之，但镜像表达却变得猎奇。

　　时下张艺谋的《影》也在院线热映，许多影评人认为这是张艺谋新世纪以来最杰出的作品，这与30年前的《红高粱》形成了一个呼应，大师重新归来。回想《红高粱》拍摄时，张艺谋38岁，莫言33岁，顾长卫31岁，姜文25岁，巩俐23岁，这群无畏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在30年后重温这部经典，重温的不仅是影片中蓬勃的生命力，重温的也是昔日中国电影人的朝气、锐气和勇气，重温的是电影人的初心。30年来中国电影取得许多成就，但也走了很多弯路，走弯路不怕，只要我们能够重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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