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钟的　

　　（作者王钟的，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蒋贵英在工作

　　这些天，成都81岁老人蒋贵英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动落泪。由于女儿患脑膜炎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女婿去世后外孙也无依无靠，再加上88岁的丈夫卧病在床，蒋贵英老人通过捡垃圾支撑起全家生活。一个高龄老人竟成为全家的顶梁柱，不难想见，她心里埋着何等的辛酸。

　　尽管蒋贵英的境况有特殊之处，但是其遭遇并非偶然。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类似这种白发人养黑发人的故事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蒋贵英尚且能够收到来自其他子女的微薄赡养费，当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老去之后，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可能还会甚于蒋贵英。讨论和探索帮扶蒋贵英老人的办法，其实就是为未来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出路。

蒋贵英在家

　　家庭经济能力极其薄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政府提供的救助。据报道，得知蒋贵英的情况后，成都市民政局已研究协调救助方案。虽然有点迟，但这份雪中送炭总比没有的好，对成都市民政局积极回应舆情的态度，还是应该点个赞。

　　当然要问一句，蒋贵英的困境在她生活的地方不算什么新闻，为什么民政部门迟迟没有动作，到了媒体报道以后才行动？直接原因就在于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政府救助机制。虽然生活在成都已有十多年，但蒋贵英的户口在资阳，而成都当地的救助、低保等政策覆盖人群均要求成都户籍，如果按流浪乞讨人口，可以实行临时救助，但必须当事人自愿，且救助后须遣返原籍。

　　在人口流动如此普遍化的今天，依然以户籍作为政府实施救助的标准，让人感到悲哀而无助。在户籍政策整体放宽的背景下，政府救助依然固守唯户口论，显然是与时代脱节的。那些没有取得所居住的城市户口的人们，尽管戴上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帽子，但他们其实并不流动，而早已与城市产生了鱼水联系。他们也曾经是城市的建设者，理应享受城市提供的社会福利。

　　以蒋贵英的年纪，居住在另一个城市而没有取得户籍的老人或许还不算太多，然而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当改革开放后迁徙在外的中青年进入暮年以后，这种跨地区的高龄老人生活问题会越来越普遍。如果那时候户籍依然是救助的障碍，那么社会的养老水平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政府救助毕竟是兜底性、普适性的，即便消除了户籍障碍，对类似蒋贵英的遭遇，能产生多大程度的实质性意义，依然有待评估。蒋贵英不光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家老小，这可能是有限的政府救助难以全面覆盖的。在蒋贵英老人的遭遇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社会爱心人士的身影，是他们在背后支撑着蒋贵英走到现在，而且经媒体报道后，这股支撑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四川益路同行公益组织志愿者蒲斌就为蒋贵英老人的生活付出了许多。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老人的生活境况，力所能及地为老人排忧解难。这无疑是蒋贵英的故事中让人心怀感佩的闪光点。不过，正如蒲斌所说的，比起短时间“一窝蜂”的关注，蒋贵英一家更需要持续的帮助。如今很多爱心人士愿意为蒋贵英捐钱捐物，甚至让老人感到了“过多爱心”的烦恼，那么舆论风潮之后呢？有多少人能够像蒲斌那样几年如一日地关注一个帮扶对象？

　　加强社会救助机制的建设，不应该沿袭长期以来形成那种“媒体指哪儿、爱心去哪儿”的路径。能够像蒋贵英一样被媒体报道且引发社会关注的待救助者，毕竟是广大困难群体中的少数。实现社会救助的更广泛覆盖，必须依赖于救助识别能力强的专业化社会公益慈善组织。鼓励专业的公益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中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尽最大可能消除救助的盲区，提高社会救助的精准性和持续性。

　　在老龄化社会和小家庭时代的双重影响下，孤寡无依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风险。关注蒋贵英老人的遭遇，不光是关注当下社会的良心，更是在关注几代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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