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辉

　　（作者雷辉，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家罗斯高开出的药方是：让妈妈回到农村。

　　在刷爆朋友圈的演讲《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中，罗斯高论证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原因在于教育，而中国农村只有1/3的人口进入高中；高中教育完成率低的原因，在于农村小学和0-3岁幼儿教育出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要靠监护人。

　　给罗斯高的建议点赞。让妈妈回到农村，非常必要，非常紧迫，非常现实。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老。这句老话背后的科学依据，美国科学家找到了。

　　美国科学家托德•里斯利（Todd Risley）和贝蒂•哈特（Betty Hart）一直很好奇：“富裕家庭的孩子智力为何总体比贫困家庭孩子要高？”曾经，他们以为原因是遗传、收入水平、种族、居住环境、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在对一个大样本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后，他们发现,影响智力的最关键因素，是父母在3岁以前与孩子的对话数量。

　　美国父母平均每小时要对他们襁褓中的婴儿说1500个单词；富裕家庭父母平均每小时对孩子说2100个单词，而“福利家庭”（即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仅能听父母说600个单词；到3岁时，富裕家庭父母平均对孩子说了4800万个单词，而“福利家庭”中的孩子只能听到1300万个。

　　说话能发展婴儿的突触通道，以强化他们的思维。如果在孩子3岁前跟他说4800万个单词，那么孩子大脑中无数的突触通道就能得到训练和改善。这使孩子能更快速、更容易、更加自动化地思考。

　　为什么“福利家庭”孩子听到的话少呢？因为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将与孩子之间的对话限制于与任务相关的“正式对话”，比如：“该睡觉了”“把食物吃完”“把手伸出来”“坐进车里吧”……“正式对话”往往并不复杂，是简单、直接、当下的对话，对智力发展影响相当有限。

　　而富裕家庭父母在和孩子“正式对话”之余，还进行“额外对话”：“假如……”“你还记不记得……”、“你难道不该……”、“如果……会不会更好”。额外对话通常是疑问句的形式，邀请婴儿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父母与孩子面对面，以―种完全成人式的、复杂的、闲聊式的语言与孩子进行对话，仿佛孩子正在聆听、理解，并且能够对此做出反应。

　　这一研究成果，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幼年的智力开发不足，让他们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倍感吃力，早早辍学。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对话少得可怜，祖父母则没有意识和能力与孩子进行“额外对话”。罗斯高在演讲中开了个玩笑：“这个小孩子她只会说一句话——碰。”

　　农村留守儿童，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孤独的群体，困惑与茫然是他们童年的底色。在他们心灵最柔弱的时刻，父母远在他乡；在他们最需要抚慰的时刻，农村清冷寂寞。他们只能在对亲情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中，像野草一样学着自己长大。有一种悲伤是生活碎在地上，却听不见太多声响，说的就是留守儿童。

　　少年强则国强，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华崛起之脊梁，还是民族复兴之拖累？这一抉择拷问国家的顶层设计，拷问地方的公共政策，也拷问着每一个父母的责任担当。

　　很多人说，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也是生存所迫。事实上，和上一代被逼外出打工的心态不同，今天的第二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一些年轻而又过早当父母的青年男女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他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他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黄灯曾讲过她湖北孝昌县的侄女的故事。侄女通过网恋，19岁那年就结婚，20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24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

　　黄灯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就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黄灯，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

　　和城里母亲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这位新妈妈的无知、粗糙让黄灯着实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黄灯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一脸不屑地说：“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

　　这样的年轻父母，在广袤的农村并不少见。与其说他们是因为穷，不如说他们是缺乏责任心。事实上，他们换智能手机的频率、吃喝玩乐的大手大脚，比不少中产阶层，有过之无不及。在他们心中，和自己的快乐比起来，父母的健康、子女的成长都不重要。

　　曾经，一说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我们就同情农民工，呼吁政府救济、社会关爱、慈善公益。然而，留守儿童对亲身父母的依恋，不是任何人所能替代的。

　　在处理留守儿童问题上，很少有人说农民工需要归来，很少有人说应重建家庭关系。发展是至上的，外出挣钱是天然合理的；个人实现是不容讨论的，家庭缺失则是其次的。这可能是当下社会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排序。

　　在此背景下，罗斯高“让妈妈回到农村”的药方就显得格外响亮。外出打工都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但美好生活其实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前进”。家长有时候需要在打工挣钱与家庭圆满之间做出平衡。温饱有底线，美好则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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