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与中国人的爱情:过去式和现在时|荔枝时评

2017年08月28日 08:43:05 | 来源:荔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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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俞香顺

  (作者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6年,“七夕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几年来,七夕似乎有越来越火的趋势。但是,七夕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七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节日?也许大家并不太清楚。

  先秦时期,牵牛星、织女星即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诗经·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不以服箱。”织女星的位置一天内移动七次,仿佛梭子的移动;虽然终日穿梭,却不能成布。牵牛星虽然皎皎当空,却不能拉动车子。《大东》是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诗。牵牛、织女在此处是“有名无实”的隐喻象征,诗人借此讽刺尸位素餐的统治者。

  东汉时期,文学作品中开始以隔河而望的牵牛星、织女星比喻分处异地的人间夫妇,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比如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也是到了汉代,七夕节初现雏形;南朝时期,七夕定型为一个民间节日。七夕最重要的主题是乞愿,包括乞巧、乞福、乞寿、乞子、乞求爱情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

  唐诗宋词中,七夕题材的作品非常多,很难遍览,我们只能撷取英华。杜牧的《秋夕》入选中国古代两个流行的诗歌选本《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作品一、三两句是环境、景物描写,色调清冷;二、四两句则是动作描写,体现了宫女的寂寞生活和微妙心事。整首作品清淡、婉约。

  唐明皇、杨玉环是七夕题材作品中常见的典故,这源自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动人描写:“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上两地相隔怎及人间日日相守。只可惜,“安史之乱”打破了美梦。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仓皇西逃,在马嵬坡这里发生兵变,唐玄宗挥泪赐死杨玉环。李商隐《马嵬》:“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颇为惊心。上句是今日之悲、下句是当年之乐,两句之间有巨大的情感落差。更重要的是,上句是“果”、下句是“因”,之所以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惨剧,是因为唐明皇当年沉湎于个人私情,没有提防安禄山的狼子野心。

  大量的七夕题材作品陈陈相因、了无新意,但是有一首作品却被称之为“化臭腐为神奇”,那就是宋代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首词传达了一种超越俗相、追求永恒的爱情观,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七夕节包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这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笔记中都有记载。七夕题材作品中的爱情具有浓郁的东方特色,含蓄隽永,是有情人之间的两两相望、相知相守。然而,当代大众媒体所呈现的七夕节已被化约为“情人节”,过滤掉了民俗成分。这是媒体与商家的共谋,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产物;这其实是大众文化,而非民俗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民众是文化的主体;而在大众文化中,民众只是消费者。民俗文化是自发的,大众文化是强加的。大众文化的特点正如台湾学者杭之所说,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synthetic)、加工的(processed)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的特色。”七夕爱情也已变味。传统的七夕爱情是心有灵犀的“企慕”,往往弥漫着清愁;而现代七夕节中,爱情是可以“速配”的,是充斥着狂欢的气息。

  今年的七夕正好是阳历的8月28日,“8·28”的谐音是一个好口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大波商家广告正借着七夕之名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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