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威

　　（作者杨威，江苏城市频道首席记者；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日，柯蕾在美国的治疗费用终于确定。洛杉矶儿童医院确认费用一共是82万美元，合计人民币约为560余万元。但可惜的是，柯江本人始终没有任何回复。

　　从2015年5月到现在，18个月，柯江在我的朋友圈里，从一个只想给自己女儿寻找救治方案的求助者，到648万巨款的受捐人，再到众人质疑、网友口中的“柯捐”。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作为媒体人，我跟进了柯江648万元捐款的每一个进展，甚至曾经是这笔善款监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可是我并未能完成善款监管使用的职责。

　　有一段时间，不论我微博发什么都有人追问柯江捐款的下落，在很多网友的眼里，我是那个呼吁给他女儿捐款的发起者，从我这里寻求答案似乎顺理成章。可是现在我给柯江留言，他从不回复，或许在他眼中，我是那个只关注捐款而完全不关注他女儿病情的人。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10月21号，我给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发去的一封邮件，询问柯蕾的近况，仅仅是因为3天前（10月19日），隐约觉得柯蕾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在邮件发出一个月之后才收到洛杉矶儿童医院的回复。回复中表示，邮件因为中文翻译问题而延迟，医院不会再对此事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在这封信中，他们首先回复的就是：经过16个月的作战，柯蕾在2016年10月19日过世，正是我发邮件的那一天。

　　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我不敢问柯江任何问题。因为柯蕾走了，我这个时候问这个父亲什么都不合适。我只发去了对柯蕾的惋惜和对这个父亲的安慰。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才给柯江发信息询问捐款使用情况，柯江并没有回复。我随后给他曾经在国内的代理律师朱林发去信息询问柯江是否已经回国，朱律师回复我的是：他们没有回国。我问为什么，朱律师说具体不知道，猜测可能是因为机票贵。他没有说是因为孩子的后事没办完或者是其他什么。而我在网上看到柯江已经回国的消息，又再次询问了朱林律师。朱律师说，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回国。又说：要什么答复，要什么回复呢，不会让每个人都满意的。

　　回复当然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满意，而只是兑现当初的承诺。毕竟此事已经成了一场风波，很多疑问至今悬置。对于每一个曾经捐款的人，曾经关心过柯蕾的人，这也是最基本的尊重。柯蕾去世两个月了，这个时候，众多网友问柯江要一个交代并不为过。

　　现在仍有大量网友每天给12345打电话，给民政部门打电话，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对柯江捐款的审计。可是朱林律师回复：这个审计很难，过程复杂，而且审计费用由谁来出都是个问题。可是在网友看来这都不是问题：微信捐款多少，政府部门介入后，深圳罗尔事件一个下午就统计出来了。只要柯江拿出账目，审计就不是难事。至于费用，大批热心的网友已经表示愿意承担。

　　公益慈善通常面对的是普通人，人性的弱点有时难以避免的。但这并非关键，更多的反思应该围绕这些：募捐机构运行、媒体行为作用和救助机制健康合理。

　　社会公益慈善资源本就有限，柯江、罗尔是幸运的，更多的人处境比他们艰难却并没有及时得到救助。这就说明公益慈善对救助对象的发现确认、救助的方案标准的选择确定、救助过程的监督控制等等都是亟待完善的，因为这些事关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公益慈善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和组织行为，更应该有严格的程序，甚至不怕显示出冷冰冰的一面。比如疾病救助之前是不是有必要评估：有些病情就是机会渺茫百万千万也救不了一命，缺乏理性的无限救助很容易成为资源黑洞，挤占更多人的获助机会……

　　但很多时候，这方面的思考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因为这会破坏对爱心的美好想象。然而在成熟的公益环境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社会性救助一定是具有选择性的，其中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就是评估程序，同时还要有理性的方案和救助标准，要有公益组织项目监管和操作的专业化，公益慈善走过自发初始阶段后，必然会催生专业化和职业化。

　　回到媒体，对于弱势群体的求助，媒体已经不断证明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媒体的参与是作为行为主体还是工具环节，确实需要思考和定位，一旦媒体作为行为主体，情况就变得复杂，就必须有主动的意识去研判事实，组织动员的同时更应承担起监管责任以及必要的善后。

　　柯蕾走了，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结局。而对于柯江，我想说，希望他不要让那么多关心过柯蕾的人失望，一个必要的回复并非难事。悲伤已经注定，不应给这份悲伤加上一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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