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缙闻

　　（作者缙闻，“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每年高考前后，总会有一波“高考工厂”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衡水系，当地的一中和二中均以极高的重点高校录取率而闻名全国，又以非人性的军事化管理而饱受争议；大学时期，每当碰到来自衡中的同学，大家都会投来惊叹的目光：“哇！你究竟是怎么从衡中活下来的啊！”然后该同学就会露出尴尬而不可琢磨的笑容。

　　我想，我永远无法体会那种笑容背后暗藏内心的五味陈杂。

　　实际上，衡中的学生并不是最具悲情色彩的；和衡水系采取相同管理制度的高中不胜繁举，他们中的大部分却远拿不出衡水系那样令人艳羡的高考成绩，毛坦厂中学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位于安徽六安辖下偏僻小镇的高中，用几乎等同监狱的管理办法，培养出大批二本三本的考生；2015年前，唯一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考生徐鹏，成为整个毛坦厂的英雄。

　　尽管重点院校录取率并不算高，但却抵挡不住毛坦厂人高考崇拜的热情。6月5日，毛中举行了每年一度的“送考节”：万余名家长与居民齐聚校门外，夹道欢送今年的高考考生们奔赴“前线”，以至于当地需出动警车为送考大巴开道。路边的家长们卖力地挥舞手中的旗子，喊着加油的话语，仿佛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喜剧。

　　不忍心苛责这场送考仪式中的虔诚之心，也不想“何不食肉糜”般的在此妄谈素质教育，但回归到家长和考生们对于高考终极目的的期许，有一个残忍而现实的问题想问，当寒门子弟举家欢庆孩子考入大学的时候，是否确信一张三本文凭必能打开心中体面职业的大门？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必能换来和城市的他们一并坐下来喝咖啡？

　　也许，是时候破除大学崇拜了，特别对于农村地区而言，高考不该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

　　在我的老家，甘肃省会宁县，教育曾是绝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多年来甚至有个不为外人知的奇观：一望无际的简陋土坯房中，但凡看到漂亮整洁的红顶砖瓦二层小楼，不用问，必是学校。“再苦再累不能苦教育”，是贴在每座小楼砖墙外的标语和当地人心中的信仰。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但近年来，当无数场豪赌化作一场空的时候，许多人才后知后觉的发现，如今早已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个年代，金榜题名后，鲤鱼不见得就能跃入龙门。

　　2010年的时候，《南方周末》针对会宁县“教育脱贫”现象做了深度调查，指出：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同年，父母亲同村的一部分孩子在初中毕业后放弃了读书，到湖南、浙江等地的职业技术学院学了一门手艺，几年后学成出师，做厨师、糕点师、化妆师和理发师，慢慢的也有人做出了名堂，开店或到公司管理层，在大城市立住了脚。

　　于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摆在了眼前：一张三本文凭并不见得能在北上广深换来一平米的厕所，而扎扎实实学门手艺，也不见得就会饿死在大城市里。这样的悄然变化，狠狠冲击着我们已有的观念体系。

　　几千年来，科举制和官本位的捆绑让国人对读书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我们信奉“书中自有颜如玉”，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种观念时至今日依旧流行。待到有朝一日，恍然发现读书和金钱并不必然挂钩，写字楼里的收入并不必然高于早早出门打工的小伙伴，我很难想象，对于举家借债读书毕业的寒门子弟而言，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打击。

　　但实际上，这才是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正常职业发展路径。

　　职业教育，这个在中国长期被忽视的教育体系，从来都不该是“末等教育”。

　　在西欧发达国家，德国抑或法国，都有着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即使在日本，职业教育也有相当规范的晋升路径；唯独在中国，职业教育在“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裹挟下一团乱麻，且处处遭遇来自高考体系的仄逼：诸多吃香的理工科院校本该是职业技术学院，却唯有经历高考才能名正言顺的进入，和职高全无顺畅对接的可能性；而大量三本院校，本无做大学教育的能力，却不愿“放低”身段办好职业教育，几乎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很多无法考入一本二本的寒门子弟，在高考后选择进入三本大学，考前全然不知报考专业情况，学时找不到丝毫兴趣和热情，毕业后很难找到称心的工作，如此恶性循环，倒不如令政策引导他们早早放弃高考这根独木桥，从职业教育中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均衡基础教育资源和规范职业教育体系，理应是破解“高考工厂”困境的两个办法；前者应对教育公平，后者应对就业失衡。而在当下，前者现状无法立即得到改变，我们对于后者却有卑微的选择权利。职业教育尽管并不完善，但毕竟不是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