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三金　

　　（作者宋三金，媒体人，“荔枝时评”特约评论员；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贩子”都处死，自然是简单化的情绪释放。　

　　情绪本身并没有错，甚至是好事。公众对拐婴贩婴的深恶痛绝，倘若能真正推动、碰撞出一条“打拐”新路径，善莫大焉。不应该无视这样的民意，哪怕只是情绪。　

　　只是，比起“处以极刑”，在全民打拐这场仗上，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策略，更需要各方有所作为。　

　　在现行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基层政府和组织应该更主动的作为，从拐卖妇女儿童的终端入手，切断利益链条。　

　　贩卖人口不是走私货物，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最后都会以新家庭成员的身份出现。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这些人口由于不符合“户籍登记”的条件，最终隐匿成为了所谓的“黑户”。　

　　基层民政部门（例如，行政村组织、派出所），在日常的工作中，不可能不接触到这些“黑户”，但往往是碍于“乡里情谊，同姓同族”，或者“无报案人就不立案”（其实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选择了对这些“黑户”视而不见。广西等地大量存在的越南新娘，就属于此等情况。　

　　基层组织面对“黑户”而不作为，既纵容了拐卖行为，也为社会留下了大量不安定因素（黑户在上学就医工作等各方面都是问题）。　

　　要在“打拐”上有所作为，这些基层组织须敢担当，敢作为。清查自己辖区内的户籍状况，符合落户条件的，帮助落户；对存在拐卖行为的，立案深究。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对贩卖人口的“买方”不做追究，但若要有效切断利益链条，就必须让“买方”感受到风险，知道“黑户”为“法”不容。目前看来，靠清查“黑户”而破获的贩卖人口案虽有，但数量不多。　

　　此外，我国合法领养存在诸多障碍，大量有领养意愿的家庭，与无力抚养婴幼儿的父母之间没法合理顺畅的对接。　

　　一方面是中国孤儿、弃婴甚至打胎数量的爆发性增长，一方面是大量家庭通过地下交易市场“领养”婴幼儿。　

　　据民政部门的统计，中国孤儿数量在最近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达百万量级。广州弃婴岛一开放就超载，不得不暂停收容。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婴儿送养国之一，平均每年将近有近万名婴幼儿被美国家庭收养。这至少说明，除了一部分体智不健全的婴幼儿之外，还有大量的正常孤儿没能合法的被中国家庭收养。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婴幼儿地下交易市场的持续活跃。　

　　相当部分的家庭在互联网上“求儿”，每年还有足以引起“公愤”的婴幼儿拐卖案件发生。造成“收养“与送养”如此断裂的原因，与部分社会福利系统内的机构不作为、乱作为不无关系。　

　　首先是复杂的认养领养手续和条件。根据我国1991年通过的《收养法》第六条，领养家庭必须满足4大条件，包括需年满30周岁、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能力以及无相关疾病。部分不能满足硬指标的家庭被迫通过“熟人介绍”购买被拐婴儿。　

　　在现实执行上，合法收养更是困难重重，潜规则不断。尤其是通过社会福利院进行收养的，除了种种条件，还需要缴纳高昂的收养费用。从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看，部分家庭收养一名福利院儿童需要支付数万元的费用，这部分费用甚至超过了从黑市购买拐卖婴幼儿的费用，自然是助涨了拐卖案件的高发。　

　　更有一些极端案例，表明地方福利院、医院甚至计生机构直接参与了贩卖婴幼儿的活动，合法的领养活动变成了婴幼儿的“竞价拍卖”。合法收养环节中的种种不作为，人为挑高了收养门槛，致使两方无门，整个社会还需为此买单。　

　　婴幼儿虽然有现实的供需基础，但绝不是商品。　

　　重构有效率的合法收养体系，主动出手切断买卖利益链条，无不需要司职的各部门各岗位真正作为起来。没有这份主动作为主动担当的责任，只想依靠严刑重法来威慑“人贩子”，只能是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