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　林　

　　（作者曹林，“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知名评论人，中国青年报编委；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边倒地呼吁“拐卖儿童应一律判死刑”，表达的并非深思熟虑的判断，而是用“判死刑”表达一种强烈的情绪。就好像一个人在争吵时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地咬牙切齿地说“你怎么还不去死啊”。死听起来似乎是最严酷的惩罚，一个人愤怒的最高级总是指向“死”，咒别人死，以死要挟，或者是让最痛恨的人去死。　

　　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多没经过认真的思考，并非真正认为“死刑就可以遏制拐卖儿童”，而只是在表达情绪。其一，表达的是对拐卖儿童者极端强烈的愤慨，潜台词是“这些人怎么还不去死啊”。其二，表达的是对当下相关部门打击拐卖儿童这种犯罪行为很不力的不满，潜台词是“为什么不出台更给力的措施啊”。其三，表达的是一种恐惧，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一个暴怒的母亲护着自己的孩子，愤怒得浑身发抖，无奈无力中集体大吼：“怎么不让那些拐卖儿童的恶人去死啊！”　

　　这种诉诸于共情共鸣的母性声音很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尤其能够在情绪和情感易被操纵的网络上一呼百应，站在凌驾一切的道德高地上战无不胜。确实，作为一个父亲，我对每一种护子心切的情感都充满尊重并心生共鸣，对拐卖贩卖儿童的“禽兽”们有着同样的愤怒。　

　　但，我不会急于把这种愤怒表达出来，我会静下来想一想，这种听起来很正义（这种诉求在直观想像上似乎也挺符合逻辑推理，用每个人都怕的死刑去“吓”住那些禽兽不如的人，人都怕死）的情绪，对于保护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帮助，能不能起到预期作用。很多时候，我会警惕自己的愤怒，警惕自己的“热血沸腾”，警惕自己的“强烈的感动”，因为人在陷入愤怒、感动、热血沸腾之类强烈情感和情绪之中的时候，是大脑停止思考和失去判断力的时候，被自以为正义的情绪牵着鼻子走。　

　　其实，静下来想想可能就会明白，“拐卖儿童应一律判死刑”只是一种盲动的情绪，并不会带来预期的正义目的，并不能有效地遏制拐卖儿童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冲动的时候说“你怎么还不去死啊”，冷静下来会觉得自己失言了。　

　　作为最高的刑罚，死刑不能随意用的。死刑之所以有威慑力，就在于它的“慎用”。如果由着我们那种任性，痛恨一种恶，就诉诸于死刑，那么，是不是每种犯罪都判死刑，就可以终结这个社会所有的恶呢？当然不会，甚至会导致更坏的结果，反正每种犯罪都是死刑，那会诱引着犯罪者去犯下最恶的罪行。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反正拐卖儿童就是死刑，杀人也是死刑，当他们担心拐卖儿童行为败露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什么行为呢？　

　　不仅没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反而会使他们受到更大的、更可怕的伤害。善良的动机，反而种下了诱发更大罪恶的恶果。　

　　也有充分的数据证明，死刑除了满足了一些人咬牙切齿的情感之外，并没有使犯罪率降低。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温习一下犯罪学家贝卡利亚的这个经典判断：刑罚的作用不在于它的严厉性，而在于不可避免性。从犯罪心理来看，一个人犯罪，并不是因为刑罚的成本低，并不是已经做好了承担刑罚成本的心理准备，经过理性权衡从而选择犯罪的，而都带着强烈的侥幸心理，每个罪犯都有一种冒险心理，总觉得自己可以逃避惩罚。所以，要遏制犯罪，并不是无限度地增加刑罚的强度，而是让人感觉“犯罪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严惩”。　

　　也就是，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拐卖儿童犯罪的破案率，让每个犯罪者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受到惩罚。不首先在这方面努力，一边侦破率很低，一边加大刑罚，并不会产生预期的威慑效果。　

　　从我们的情感看，将心比心，一个人失去自己的孩子所带来的痛苦，比夺去生命还大――我们会在情感上认为，拐卖儿童跟杀人差不多。但从法律角度看，罪刑需要相适应，正如我们《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其实，拐卖儿童罪的刑罚中，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已规定可“处死刑”。应根据情节罪刑适应，而不能迎合情绪而“一律”。拐卖儿童应受何种刑罚，需要符合法理的判断，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情感情绪。　

　　我们冲动时动不动会说“怎么还不去死”，平常冲动时可以这么说，但涉及立法和公共事务时，就不能这么任性冲动地说“怎么还不去死”了。距离产生理性，评论和立法都应该和这种盲动的、自以为正义的网络情绪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