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近日，标普宣布将我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随后，又宣布下调几家金融机构的评级。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标普评级下调事件？

　　答：在中国各项经济指标改善、企业与银行系统信用风险缓解、信贷增速有所下行、金融杠杆与实体杠杆企稳的背景下，在经济稳中向好，银行业稳健发展，资产质量好于预期、好于同期的情况下，标普基于“亲周期”评级方法下调评级，是简单片面的，这种做法有失公允，缺乏客观性和公信力，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记者问：标普认为银行业信贷增长尽管有可能助推实际GDP强劲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稳定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 标普仅仅关注了信贷增速高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忽略了我国银行整体质量正在逐步改善的客观事实。在经济稳中向好的外部环境下，银行业总体运行稳健，且盈利水平相对较好，有较强的风险抵补能力，不良资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合理水平，外汇储备比较充足，可以预期，未来中国银行业会继续保持稳健运行，风险总体可控。

　　从具体指标来看，一是银行业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2017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43.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负债总额为224.9万亿元，同比增长11.5%。

　　二是不良率整体趋于稳定，资产质量正在逐步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加明显，部分地区不良贷款上升势头得到遏制，部分地区不良贷款甚至实现“双降”，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整体质量正在逐步改善。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6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36亿元；不良贷款率1.74%，与年初持平。分季度看，商业银行近四个季度的不良率分别为1.76%、1.74%、1.74%、1.74%，整体趋于稳定。（不良资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合理水平，例如，2016年欧元区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为5.4%；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平均不良率为2%左右。）

　　特别是中国四大银行资产质量逐步改善。上半年，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7%、2.19%、1.38%和1.51%，较2016年底分别下降0.05、0.18、0.08和0.01个百分点。

　　银行业积极采取“市场化、多元化、综合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引入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批量转让等新型处置模式，存量不良资产处置正在有序进行，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利润增速有所回升。2017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9703亿元，同比增长7.92%，较上季末上升3.31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ROA）为1.04%，平均资本利润率（ROE）14.48%。

　　四是风险抵补能力保持充足。2017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28983亿元，较上季末增加747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77.2%，贷款拨备率为3.09%。商业银行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64%，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12%，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16%。

　　五是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2017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49.5%，较上季末上升0.78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1.65%，与上季末持平；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径）为69.1%，较上季末上升1.39个百分点。

　　六是成本收入比具有国际竞争力。2017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为27.6%，远低于发达国家大型银行高达60%左右的水平（2016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成本收入比数据显示：国外银行普遍较高，超过50%者居多，如美国银行为68.5%，瑞士银行为85.8%）。

　　记者问：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调整反映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等的判断，您如何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和信用环境的问题？

　　答：标普此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做法，说明其仅仅关注经济调整期的短暂波动，忽略了银行业宏观信用环境日趋良好的客观现实。

　　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首先，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指标好于预期。2017年8月末，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7%，连续13个月处于景气区间。2017年1-8月，发电量同比增长6.5%，货运量累计增长10.4%。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趋升，外汇储备规模连续7个月稳步增加，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良好的信心与预期。其次，“三去一降”效果明显，经济结构不断优化。2016年，钢铁产能退出6500万吨以上；截至2017年8月末，煤炭去产能1.28亿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5%。再次，企业利润稳步增长。2017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0%；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6%。2017年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481亿元，同比增长21.2%；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9%，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高。改革驱动经济改善，企业盈利推动实体部门信用风险缓解。

　　记者问：标普将此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归结于中国长期的强劲债务增长，认为其增加了中国的经济运行风险，您对此如何评价？

　　答：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企稳向好，有效信贷需求逐步回升。标普仅仅关注杠杆率较高问题，没有看到我国融资结构的差异性下的风险可控。首先，我国的杠杆率水平较高，要从我国的融资结构特点来看，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融资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我国又是居民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银行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构成了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的杠杆率偏高与此有较高关联度。其次，从债务分布上来看，我国居民和政府杠杆率相对较低。2016年末，居民杠杆率为44.8%，政府杠杆率只有36.7%，其中中央政府为16.1%、地方政府为20.6%，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都不算高。以宏观杠杆率/GDP来看，我国低于英国、美国等，远低于日本。再次，我国债务对应着大量优质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有许多有效益或可变现的资产，包括高速公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债务偿付能力总体较强，去杠杆的办法和手段较多。

　　记者问：经济转型及“三去一降”势必会对银行业产生影响。中国银行业在此阶段如何根据供给侧改革进行转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答：首先，在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环境下，中国银行业为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再一味追求信贷规模扩大支持下的增长，一些银行开始主动向资本耗用低的轻型化银行发展。自2015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的规模增长与利润增长便开始脱钩，一些银行开始加速向轻型化方向发展，2017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加权平均达到33.33%，已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其次，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银行业呈现出“两降”的良好趋势。一是截至2017年8月末，商业银行同业资产余额和同业负债余额也比年初均减少了3.2万亿元、1.4万亿元，同业资产、负债规模双收缩，这是2010年以来的首次。二是理财产品规模也出现下降。截至2017年6月，理财产品余额为28.4万亿元，同比增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35个百分点。此外，今年上半年新增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新增各项贷款比重的25.1%，较去年全年降低了10.9个百分点，比去年下半年的高峰期降低了19.9个百分点。

　　再次，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呈现出“两升”的良好势头。一是涉农贷款同比上升。截至2017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30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2%，同比增长9.9%；二是小微贷款同比上升。截至2017年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8.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约占全部贷款比重的25%，贷款户数1417.2万户，申贷获得率达94.7%，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

　　记者问：去杠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您对下一步去杠杆形势怎么看？

　　答：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做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标普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我国经济的历史问题上，没有切实观察到，通过政策的推动，社会各方在去杠杆、解决债务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信心、决心和效率，也没有注意到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效果与整体信用环境的改善与提升。

　　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企业、政府债务问题，在去杠杠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当然，去杠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首先，通过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注重根据形势变化加强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为经济稳定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017年8月末，M2余额164.52万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年同期低2.5个百分点，M1增速更是下降了11.3个百分点，为14%。其次，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果断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对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已作出决策部署。再次，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要求地方政府加快转变发展理念，不能再走高负债拉动增长的老路。2015年以来，我国企业部门去杆杠取得显著进展，与2015年同期相比，2016年经济整体杠杆率的增速下降了7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增速下降了9.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