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高教圈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现任校长杜江峰，今年曾三次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为单位署名，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身为浙大校长却与中科大在学术成果署名上产生联系，这一现象引发众多猜测和讨论。

事实上，杜江峰院士与中科大的渊源深厚，他曾长期在此求学、任教，即便担任浙大校长，其科研团队仍扎根于合肥的中科大，从学术界公认的规则来看，这样的署名方式遵循了学术惯例，合情合理。

一些人提出疑问：担任浙大校长，为何不为浙大争取学术荣誉？这需要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待。

一方面，自 2018 年教育部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以来，科研人员过度追求论文数量的想法得到改变。一所大学的长远发展，依赖的是健康、多元的学术生态构建，而非单纯的论文署名数量。曾经部分人在优绩主义驱动下，追求论文数量的同时还衍生出“SCI崇拜”“以‘C刊’论英雄”等痼疾，这并非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如今，衡量学术进步更注重知识的实质创新，而非仅仅局限于论文形式，这无疑是学术理念的积极转变。

另一方面，大学校长的职责不能简单等同于狭义的“学术带头人”。正如杜江峰院士在回应中所说：“我到浙大来是当校长，不是来科研的。”校长的关键作用在于引领和推动整个学校团队的协同发展。北大原校长丁石孙曾提到：“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好的大学校长固然是好的学者，却又未必全然等同。“即便在当年，蔡（元培）先生也不是第一流的学者，但他的学养、视野与胸襟，使得他可以游刃有余地促成北京大学的现代转型。”北大教授陈平原就曾这样评价过。由此来看，评价大学校长应更多地聚焦于其治校理念和策略，而非单纯的论文发表情况。

说回到浙大。该校著名老校长竺可桢，曾在1945年的毕业演讲里指出，“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其中一点就是“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无论是学术界人士还是普通大众，面对知识的探索，都应多一分虔诚之心与耿介之气，少一些名利的考量与算计，多谈些新的创造，少讲些“学术八卦”，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学术和教育环境。如此，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稳健前行，培育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闫峻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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