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泽刚

（作者金泽刚，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同济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据媒体报道，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王某付（另处）、杨某兰（另处）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余华英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对其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是一起鲜活的依法严惩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例。我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此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照法律规定，结合余华英多次犯拐卖儿童罪、拐卖多人、认罪表现等情节，对其顶格适用刑罚，直接判处死刑，该案一经判决立即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毫无疑问，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我国的刑事政策一直也是从严从重处置的，这从立法者将该罪最低刑设置在5年（比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低刑还要重），且保留了该罪的死刑就可以看出来。

在司法上，拐卖儿童犯罪也一直是适用重刑率较高的犯罪类型，甚至超过了毒品等其他严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拐卖儿童犯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适用率高达56.59%。在死刑适用方面，据《南方周末报》的梳理与分析，1996年至2014年间的87个拐卖儿童犯罪的死刑案件，118个人贩子有50人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则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近年来，公开报道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贩子就有喻立香、张维平、周容平、谭永志等多人。

立法和司法上对拐卖儿童犯罪双重零容忍，说到底还是因为该行为突破人伦底线，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不仅危害儿童本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危害儿童的父母和家庭，也严重危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比如，此次余华英拐卖案中的被拐者杨妞花，在5岁时从贵州贵阳被拐卖到河北省邯郸市一个聋哑人家庭，因家庭贫困，杨妞花读完小学六年级就没有继续读书。杨妞花历经磨难，寻找亲人多年，她的亲生父母因她被人拐走陷入深深的自责和伤痛之中，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其姐姐也因此抑郁了多年。可以说，杨妞花被拐卖导致其一家人的人生全部被毁。

需要注意的是，拐卖儿童案件往往是跨区域作案，儿童成长变化大，加上买卖行为隐蔽性强，以致很多案件多年来难以侦破，或者破案后也因时间久远“物是人非”。在近年来处理的一些重大拐卖案件中，被告人的拐卖行为多发生在数十年前，比如此次余华英的拐卖行为就发生在1993年至1996年间。这就涉及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问题。

虽然《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追诉期限最高为20年，但该规定不是宽容人贩子的理由，因为刑法同时规定了，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仍然可以追诉。第88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也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些刑法规定的特殊条款是永远悬在人贩子头上的利剑，哪怕过了追诉期，对人贩子照样也要予以追责和制裁。

近些年来，由于加大了侦查和打击力度，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生儿生物信息采集（新生儿DNA数据库）逐渐被纳入到公安户籍管理之中，我国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可以预见，未来的拐卖儿童犯罪必将得到更好的防控，追查成功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但我们也应看到，拐卖犯罪的治理不是单向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人贩子的打击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对于花钱买孩子的犯罪，也要坚决零容忍。一方面在司法上要提高买人者的入刑率，另一方面也期待立法放弃宽容买人者的态度，进一步紧缩人口买卖的犯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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