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电影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十年，电影照进现实，银幕塑造着英雄群像，闪动着凡人微光，讲述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这十年，工业巨制轮番登场，中国电影市场跃居全球首位，一个个票房奇迹，谈笑发生，一次次骄人记录，争相打破，中国电影百舸争流，世界瞩目，这份荣耀背后，是无数个“我”的合力托举。

　　十年风华，光影流转，人与银幕互相感应，有人离场，有人入局。秉承电影之爱，一起和他们聊聊“我和电影这十年”。

　　2021·特邀嘉宾

　　宁敬武

　　内地导演、编剧、制片人

　　代表作品：《为了这片土地》《鼓手的荣誉》等

　　问：您对2021年及2022年内地票房冠军《长津湖》系列电影，有怎样的印象？

　　答：《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应该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电影产业从近十年、二十年以来非常快速地融入国际，整个电影产业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长津湖”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战争事件，是抗美援朝中很惨烈的一场战役。在电影上有特别意义的是，它是由三个重量级的导演联合创作的电影，进而各自发挥了优势，陈凯歌的情怀和视野，以及人文的视角，徐克的视觉创造性，林超贤的动作和视效，所以说三个导演联合把一个战争拍的让我们整个民族热血沸腾，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下的视野，从电影产业的角度，从电影艺术创作的角度，这是电影史上没有的。

　　从《长津湖》看，确实达到了效果，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那《水门桥》是在这次整个拍摄中，由徐克导演为主，创作拍摄的一个更具体的战役，在有了《长津湖》这个市场的观众读解和铺垫之后，观众有了准备去更精进地读解一个更具体的战争，而这个战争又恰恰是以徐克导演的视界风格为主的，所以说它依然取得了更好的票房，也就是说观众看得更过瘾了。

　　从产业的角度看，三个导演拍了两个题材，制作成两部电影，分前后两次来发行，不管是从创作还是从产业上，它把今天中国观众对于好电影的读解，对于民族题材的这种热情，对于创作上的合作，都产生了复合的意义。当然这也给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它的电影都是在这种语境下，在观众审美读解的水平之下来开始新时期、新时代。那这样的情况下，艺术片、喜剧片、动作片甚至是惊悚片，它都是在这种电影产业、消费、认知的语境下，所以说《长津湖》不管对于创作者还对于观众，它都有新的意义。

　　问：近几年的电影市场，对您来说是否有新的启发？

　　答：那当然有，我觉得在新时期以来，电影可能对创作者的启发，它不仅是要体量、工业能级高，它更多的是要对类型、艺术、受众细分，要做更精进的定位和开发。

　　比方说我印象很好的一个电影《爱情神话》，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它实际上是个轻喜剧，但是这个轻喜剧的创作对生活的切入，对风格、对表演，它实际上对创作者创作的要求更内在化、更深入化、更细腻化。创作者对自己更有要求，在资金规模上不一定就是说我要再加5000万，再加一个亿，相反有的甚至可能缩小规模。更重要是我要拍的更有我的个性，更有我的电影的不可替代性，而这样才能产生电影的价值，这是《爱情神话》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要把一部电影做的更有题材性，做的更有完成度、精细度和更高的艺术水准，所以像《爱情神话》《人生大事》不一定是个大题材，但是它做的非常精细，这样市场依然认可，观众依然给它好评。

　　问：您今年主要的精力放在《觅渡》这个项目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觅渡》的创作经历吗？

　　答：《觅渡》创作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意义。一是在七八年前，我创作的重心转到了人物传记题材上，这个里边更多的是当代人物，在差不多十年前，我也拍过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对于今天的人物类电影，它的塑造、它的结构，它和观众的对接，我也做了各种探索。

　　再一个，电影《觅渡》把三个人物写到一起，它既不是一个传统的传记电影，又不是一部传统的剧情片，所以说它带来很多的难度。另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难度是建党百年之际，市场涌现出一批党史题材的影视剧，像《觉醒年代》，在集中涌现了一批这种作品之后，怎么让观众共情共鸣，都提高了一个成倍数的难度。

　　对于这段革命的历史，我们真正要言简意赅地展示给观众，不回避这些历史，因为回避它之后，这三个人的人生价值一下就会薄很多。另外，我觉得在建党百年这么一个大科普意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讲一些更有深度的人，讲他们的人生价值和英勇作为，那这样观众才能读懂他们为什么会把性命丢掉，做这么一番火热的事业。

　　问：从艺术手法上，《觅渡》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设计，去更贴近年轻人的表达？

　　答：我们会提炼内容，放大了它很有可看性的一些看点，然后来串联他们的事迹，对电影中间的戏剧性，我们也做了非常大的提炼。包括像瞿秋白被俘之后，对他进行劝降的情境来作为一个大的结构，对于一个曾经作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又是一个大文人，国民党对他的劝降利诱和试图让他作为一个变节的代表，做了非常多不可思议的努力。在这个进程中，瞿秋白看似一个文人，但是他坚定和刚烈的一面，他思想的闪光，我们这次也做了新的发现，对于戏剧性的转化、对于细节的提炼，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所以说我们还是制造了很多它的可看性，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问：这些年，您对人物传记类电影的创作有哪些心得体会？

　　答：因为故事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创作的这些故事，那还有一类故事就是传奇人物的人生读本。电影故事以传奇人生为蓝本的，这类电影在每年的世界电影创作中都会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它很难，真实的人生读本你不能随意修改，甚至也不是简单地选取5个片段，就能代表他的一生。要兼顾符合电影结构的故事性，同时又要表现他独特的人生价值和他内心的驱动。所以说它的综合性，使它变成一个不是太见好的、很容易事倍功半的创作，也是一个电影创作的冷板凳。

　　但是我本人可能对这个还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对研究人性、人生有兴趣，所以也进行了很内向的一些创作，在这个中间我觉得中国电影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它也需要各种类型的电影。

　　对于中国的一些传奇人物、优秀人物，也包括鲁迅所说的“脊梁”的这些人，还是要有人去为他们书写，为他们拍成今天大家喜闻乐见的电影。那也可能在这个创作上，我们不一定能取得一个万人空巷的成绩，但是这种创作的积累，它在一些题材中会受到大家的瞩目。这种传记主人未必一定是我们所谓的风云人物，他有可能恰恰是被我们遮蔽，或者是不为我们所知的一些被历史淹没的特立独行的人，这个也应该是创作的乐趣。

　　问：回顾十年光影生涯，您有怎样的感悟？

　　答：中国电影十年，它的变化在于它以快速扩大的观众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票仓。同时也对好电影有一种饥渴式的追求，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工业能级的差距被快速地填充。

　　当我们看到像《流浪地球》《长津湖》，实际上就是这种快速成长的、以青春期成长的速度来完成工业化的一种努力。一个好的电影生态，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它有大片也有中片有小片，有《爱情神话》，也有纯爱的校园片等等，它应该有各式各样的类型。在这种生态上，可能我们还是要有很大的努力，来进行自我完备。

　　反过来这也要求我们更专注把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做到世界工业级的水平和达到艺术完整度，这才是更大的启发，而不是说大家都拍两三亿成本的电影。另外疫情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启发，可能要求我们更加务实，更加准确地定位电影，在艺术的完成度和风格独特化上，这些都要有更新的要求。它可能需要中国电影人，以更平和的心态，以更强的意志力和坚韧度来做好自己的创作，哪怕是题材看似很小的一个创作，都可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核爆式能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