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所题的六个字,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幅题字。为什么在毛泽东心目中，遵义会议会有如此重的分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新年刚过，中央红军巧取黔北重镇——遵义。在城中这座国民党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崭新公馆里，即将召开一场酝酿许久、又迫在眉睫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点多，柏公馆二楼，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移动椅子。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比较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发言时间最长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水浒传》到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到“拼命主义”，侃侃而谈、诙谐幽默。

　　最后，毛泽东的发言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他说“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坐在房间门口的李德，无法理解那些中式幽默，但从大家的笑声中，他知道毛泽东的发言很受欢迎。

　　伤口还在化脓的王稼祥，体温很高，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