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莫不有死，枪毙死得最痛快，况我死得有意义……”

　　“我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对于你们既没有丝毫补助，又缺少经常关系，所以我死后你们不应视我为家庭的一份子而为我悲伤，你们应继续我志而奋斗……”

　　“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由它腐败，不必运回……”

　　这是93年前，一位海门青年写给家里的遗书，遗书背后的故事曲折离奇，谁也不曾想到，这封遗书竟然是由烈士狱友的遗体带出，才得以重见天日。

　　01

　　遗书由烈士遗体意外带出

　　1930年8月27日，杭州市学联负责人陈敬森烈士慷慨就义，他弟弟赶到杭州收殓时，无意中发现他衣袋里藏着的一封遗书。1954年春，陈敬森的家属将珍藏25年之久的烈士遗书交给党组织，辗转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

　　1982年，档案馆工作人员整理历史资料，后经中共浙江省党史工作办公室考证才发现，署名“九如”的遗书，是时任团委浙江省书记，1928年牺牲的徐玮烈士在就义前写下的。

　　当这封遗书的复印件送达徐玮兄弟手中时，距离徐玮牺牲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徐玮故居

　　3月11日细雨绵绵的午后，记者来到徐玮烈士的后辈徐立人家中。虽然与二叔从未谋面，但从父辈的讲述中，徐立人对二叔的印象定格为离开家门时那个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

　　02

　　死得壮烈，让人动容

徐玮侄子徐立人

　　谈起二叔徐玮牺牲时的场景，老人不禁动容。

　　1928年5月3日下午3时，浙江陆军监狱看守突然在牢门口喊徐玮的名字，徐玮心里明白将要赴刑场，昂首冲着看守喝问：“今天杀几个人？”看守从未见过“死囚”在这种场合会这样问话，惊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钥匙和名单全掉落在地上。徐玮镇静自若，拾起钥匙、名单，为同监的难友曹仲兰、陈英盛、陈存世打开牢门。

　　他们4人一起挺胸阔步地走向铁门。在门口，徐玮回头向难友们高喊：“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

　　当时，监狱当局组织100多人前来参观，徐玮、曹仲兰、陈英盛、陈存世4个人一路高呼口号，法官不敢再按程序验明正身，叫十几个看守抓住4名烈士双手，直赴刑场。

　　监狱几百个政治犯齐声高唱《国际歌》。敌人行刑时，每一声枪响，活着的同志就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直到第四声枪响。国民党前来参观的官员都吓呆了。他们这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

　　03

　　赴杭工作，意外被捕

　　徐玮，原名徐宝兴，化名南方、梁栋、秦明、谢公弢、胡公达，1903年10月8日出生在海门磨框镇（现海门区三星镇瑞南村）。1923年，徐玮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周恩来、任弼时、邓中夏、项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领导。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徐玮积极参加这一运动。他还利用探亲之际在海门传播马列主义，后来在通东揭竿而起、参加红十四军的许多战士，都曾听过徐玮当年宣传马列主义的演讲而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2月23日，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以周恩来（中央军委书记）、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罗亦农（江浙区委书记）、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由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对武装起义作具体领导，另外还成立了宣传委员会。徐玮是宣传委员会委员，他负责起草《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准备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府》等纲领性文件。

　　3月21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在武装起义的鏖战中，徐玮一直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人坚持战斗在最激烈的闸北火线。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徐玮作为共青团代表出席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上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徐玮与罗亦农、汪寿华等当选为临时政府委员，徐玮分管宣传工作。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借口“工人内讧”，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疯狂屠杀工人、纠察队员，死伤300余人。当夜，徐玮与周恩来、徐梅坤(南市区工人起义总指挥)等商讨对策，通宵未眠。第二天，徐玮与周恩来等领导亲临上海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上海市工人抗击反动政府的誓师大会，徐玮与徐梅坤受起义总指挥周恩来、总工会负责人赵世炎的委托，向游行队伍领队陆立之等授“总指挥”旗帜，向另外两位工友授“上海工人纠察队”横幅。

　　因受反动派通缉，徐玮离开上海。后被推选为中共五大82名党代表之一，与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代表全国5.9万名党员，到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受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指示，以团中央驻浙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杭州，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徐玮到达杭州后，化名谢公弢，以失业教师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结合毕业即失业、婚姻不自由、妇女不能独立等切身问题来启发青年的觉悟；他在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多次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扩大党、团影响。

　　由于徐玮等的努力，杭州的革命斗争十分活跃，工人们纷纷起来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学生们相继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腐朽的国民党党化教育。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猖狂反扑，到处搜索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密布。为了揭露敌人的恐怖政策，及时给青年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徐玮以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撰写了《告青年学生书》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轰动了杭州城，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甚为震惊。

　　1927年11月6日，正在开展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时，浙江省委军事地下机关突然被搜查，团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徐玮和团省委秘书长曹仲兰等同时被捕。曹仲兰为保护战友，抢先说自己是负责人，其余是临时雇来抄写和做勤杂工作的。他们先被关押在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

　　04

　　身份暴露，坚持抗争

　　被捕后，徐玮化名胡公达，国民党反动派起初把他当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徐玮被传讯。特别法庭庭长钱西樵对他说：“你不叫胡公达，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玮，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用不着隐瞒了，你不要再跟共产党了。”

　　徐玮从容地回答：“好罢，那我问你三个问题，你的答复如果使我满意，就不当共产党。”三个问题涉及国民党为什么背叛革命的问题，问得钱西樵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徐玮笑着说：“你既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就只好当共产党当到底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徐玮押回监房。

　　徐玮在身份暴露以后，就决心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尽力为党多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时，他对着牢门的窗口，向难友们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串联，布置狱内的地下工作，组织要求改善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他要求难友们把监狱当做学校，趁此机会多读些马列著作。他还用已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向难友们演讲，痛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视死如归的决心。

　　05

　　三封遗书，字字含情

　　自入狱之日起，徐玮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28年2月9日，他写了一封遗书。

　　3月11日，记者在江海博物馆二楼的“红色革命”展览区域，见到了这份遗书的复印件。93年后，重读这一封短短几百字，沉重而又真挚的诀别信，使人震撼。与其说是在品读烈士的家信，不如说是在感悟烈士的“初心”，学习他用生命向党交出的答卷。

　　遗书交代共七件事，简明扼要，件件清楚。

江海博物馆馆藏徐玮遗书《致我的家庭》复印件

　　一是交代自己的身份，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员，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要家人不必为之过分悲伤，“要为继续我志而奋斗”。据徐玮好友周赞明回忆，徐玮曾与同志们说过：“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很艰苦。党团的事业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因此先要培养一批一辈子专做地下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一批倒下去，一批又起来。”徐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是徐玮在读书及参加革命后，父亲生病放弃私塾执教的工作，无法支持他的费用，徐玮不得不借债度日。他告诉家人，这些债是好友借给他的，不必因为可能索债而担心。可见，当时的革命者，对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都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三是交代自己的婚姻状况，没有异性的结合。原来这俞女与他是幼时由双方父母作主订的婚约。她幼时只读了二三年小学，徐玮曾多次劝其继续读书，将来能够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旧社会凡女子订婚或结婚，如丈夫死后，必须守寡，而徐玮面临牺牲，所以于就义前声明与她“概无关系”，以免误其终生，这是为她着想。

　　四和五是对自己的后事作了详细的交代。不必在杭州建墓，不必做道场，不必开追悼会发讣文等等，认为这些都是无聊之举。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玮就看淡了传统丧葬的繁文缛节，以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高尚的革命情操令人敬佩。

　　六是对好友周赞明的交代。周赞明是海门茅镇人，与徐玮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家庭经济条件比徐玮好，经常资助徐玮。徐玮交代家人，自己牺牲后与他联系，会有帮助。

　　七是自己对生死的看法。字里行间没有悲观，没有哀伤，充满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献身的豪情。

　　整封信读来听不到半声哀叹和绝望的情绪，浸润着的是激越的革命进行曲，坦露着一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强信念。那一年，徐玮只有25岁。

　　1928年4月18日，徐玮被提审后，又接连写下两份遗书，一份给他的兄弟徐宝康、徐宝石，一份给他的朋友周赞明。

　　给兄弟的遗书中，徐玮写道：“我与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明了我是为什么死的……你们如果能明了我死的意义，便不应为我悲伤，你们应该劝导母亲，善视母亲，彼此亲爱，努力上进。”

　　给朋友周赞明的遗书中坦言：“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与悲伤……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归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

　　三份遗书洋溢着一个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强的革命精神，也写满了一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爱！

　　徐玮去了，带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带着难解的遗憾。徐玮被害的消息传到家乡海门，人们无不知为叹息，母亲更是几次哭得不省人事，与他有婚约在身的俞玉珍也赶到徐家失声痛哭。

　　当年的徐玮尚年轻，临别之际没有放不下家人，没有留念未婚妻，而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了亿万人民的未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抛头颅、洒热血，甘愿为国家尽忠。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徐玮烈士坦诚自己“不是一个家庭的子弟，更绝对不是孝顺的子弟”，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员”，还请求家人“继续我志而奋斗”。对于父母同胞而言，他也许如他自己所言“不是孝顺的子弟”，但于国家而言，他不但是孝，而且是更大的孝！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徐玮等25位革命烈士题词“名垂青史光照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为徐玮烈士题词“烈士英明与日同辉”，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题词“徐玮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亲如兄弟，同志们称他为‘四大金刚’之一，对敌人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书此纪念，以告后人。”

　　采访结束，徐立人赠予记者一本名为《江海英烈主义花》的革命教育书籍，这是为纪念徐玮烈士诞辰10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专题纪念文集。为搜寻、整理徐玮烈士的英勇事迹，徐立人追寻了60多个春秋。如同当年他的二叔每逢寒暑假从上海回乡都会为乡邻做义务讲学一样，从教师岗位上退休至今已20多年的徐立人，如今仍在孜孜不倦地为下一代做着革命传统教育工作。

徐立人给青少年讲革命烈士的故事

　　早在1923年，徐玮参加革命时，送给大哥的《人生》一诗中写道：

　　人生好比替换赛跑，

　　前人走几段，

　　我走一段，

　　后人又不绝地向前走去，

　　最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莫怪前人走得慢，

　　莫望后人走都快，

　　且努力，走我的一段，

　　红色家书，既是一家一信，又是信仰之书，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强不息、奋斗拼搏的红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