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特报记者/周诗婕 实习生/陆中华

　　“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在云南丽江的大山里，高考是一种奢侈。

　　很难想象，这样一所大山边的华坪女高，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大学。

　　校长张桂梅像是踽踽独行的燃灯者，她用12年来11万公里的家访路叩开了家长的心扉，改变着女孩们的命运。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每一个在知识干涸之地挣扎的“大山里的女孩”，都是一条鱼。“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有人曾问她。“我所做的，至少对这一条小鱼有意义”。张桂梅答。

　　如今，每一个女高的毕业生都像是一盏灯，在全国各地星火燎原。

　　又是一年高考季，走出去的“大山里的女孩”有着怎样的青春岁月？

　　荔枝新闻采访了三位女高毕业生。她们正用自己的人生证明着：“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

　　黄付燕 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

　　现为贵州某小学老师

　　我是女高第一届毕业生，转眼已经12年了。

　　每年高考时，我都会很感慨。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读书，我会在哪里？是不是会匆匆嫁人，背着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山村？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在内蒙古读大学，在上海做过HR，在北京、西安、天津短暂停留，最终成为贵州的一名小学老师。从大山里走出去，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当年卯着劲向外奔的青春有多珍贵。

　　如果不是学费全免的女高，我大概会成为“失学女孩”。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哥哥有淋巴恶性肿瘤，常年需要花钱治病，根本没有余力供我上学。读书时，我常常为了省钱不吃晚饭。张老师注意到后开始资助我，跟我说，“不管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在学校，至少你得吃饭，你得学习”。

　　在女高，学习是唯一的事。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军事化管理，快节奏生活。午饭是跑的，从吃饭、打饭、刷碗只有10分钟。零点以后，还有同学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墙上贴满了各地对女高的捐款。不努力，你会觉得对不起世界。

刚刚建成的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受访者供图）

　　那时候日子是苦的，精神是满的。后来我再跟朋友提起，他们可能会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

　　2008年，刚建好的女高，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围墙，没有食堂，没有厕所。宿舍是教室改造的，我们吃饭和上厕所都要结伴去隔壁的初中。女老师和我们挤在宿舍，既当老师也当室友；男老师在楼道上住着，既当老师也当保安。

　　洗澡是奢侈的事。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放一盆水在阳光下，中午晒热了正好端回去洗。

　　我们一个月回家一次，回家要走几小时的山路。学校更像是家，所有的生活都和学校有关。

　　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元旦活动（受访者供图）

　　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中秋节，我们七八个同学和老师围坐在空地上，中间放着一大盆鱼。那是张老师为了改善伙食，给我们准备的团圆饭。

　　老师像父母，同学像战友。作为“大山里的女孩儿”，同学们的生活背景相似。班里很多女孩，有失去父母的，有单亲的，有家庭特别困难的，大家都绷着一股劲要改变现状。改变自己，也想改变女高。

　　对于还未诞生毕业生的女高，当时外界并不看好。但是高考放榜那天，整个县城都惊呆了。那一年，我们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那种骄傲，就像现在创业成功的感觉吧。

　　毕业那天，张老师站在门口，送我们每一个人走出校门。有同学和她拥抱，有同学大哭。张老师说，希望你们走出校门后就不要回来，在外面的世界各奔前程。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心想，不管老师会不会责怪，以后我还是会回来。

　　那一年，我们有同学去了北京，有同学去了上海，更多同学去了成都、昆明。听说有一位同学大学毕业后重返女高成为了一名数学老师。

　　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女高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原乡。现在，我也是一名小学老师。我们曾经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也想通过教育改变别人的命运。

　　我常常想起张老师的那句话，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

　　陈法羽 华坪女高2012届学生

　　现为云南某派出所民警

　　我是女高第二届毕业生，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

　　“不读书就嫁人”曾是我的写照。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初中毕业后，因为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我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女高招生不问成绩，不收学费，在当时成为我的出路。我至今记得父亲送我入学时，张老师守在校门口等候，她给了我一个拥抱，说，“以后就要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在这里好好读书”。

　　学校确实像家。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旁边放着行李箱和凉席，床边贴着我的名字。被陌生人这样细心地照料，那一天我想哭。

　　从前，我不算好学生，初中的时候顽皮叛逆，连考试都会错过。女高算是一个转折点。老师很拼，同学很拼，身边的环境推着你往前走，你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张桂梅在教室里。图源：新华网

　　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早上5点半到晚上12点。近20小时的时间，张老师几乎都和我们同步。早上，她是最早起来的，赶到教学楼帮我们开灯；晨读，她会一间间教室去看；上课，她会每节课来查课；连晚自习也会陪我们到深夜……她身体不大好，常年吃药，有一年她半夜生病，第二天早上还是坚持出现在操场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师都已经这么拼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功？

　　有人说，女高成功的经验是“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我很赞同。我们吃饭都是跑的，早饭拎着两个馒头就回到教学楼，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们深知，一定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为了命运在努力，有点热血。

　　印象很深刻的是，当年我们宿舍6个人，每个人都有一门拿手的科目。我们约定，晚自习的时候每个人每个科目都做一道题，不会的晚上回宿舍交流。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特别单纯，不八卦、不爱美，每天齐耳短发、红色校服，心里想的都是下一次怎么样能多考几分。

　　高中三年过得很快。我至今记得领到录取通知书的兴奋。因为是提前批次，而且是公安院校。我的录取通知书不仅早到，而且霸气。信封上都是警官们英姿飒爽的宣传照片，当时特别自豪。我父母，当然更开心。毕竟，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难以置信的状态。

　　女高应该是我的转折点，改变了之后的人生吧。在这里，不会有人质疑我们不算扎实的学习基础；在这里，也不会有人怀疑女生学理科的潜力。

　　我们宿舍的六个人，现在都不错。有人读研毕业后当了老师；有人在昆明和攀枝花的企业；有人成了家，当了妈妈。下半年，我也要结婚，进入新的生活。

　　我不算特别优秀的学生，但是张老师每每提起我还挺骄傲的。我大概算一个“励志”典型吧。

　　高中毕业后遇到很多同学、同事对我们女高都挺好奇的。“还有这样一所学校？”

　　我会回答她们，“对啊，这是‘大山女孩儿’的学校”。

　　李欣坪 华坪女高2014届学生

　　云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在读

　　我算是女高的“新生代”。我是2011年进入女高读书的。当时女高刚刚送走第一届毕业生，凭借升学率在县城小小火了一把。

　　我们家父母务农，哥哥参军，女高免收学费、生活费低，成为我的最终选择。

　　我就读的初中就在女高隔壁，上初中的时候，隔壁的姐姐们都要到我们学校吃饭、上厕所，那时候已经对女高有所耳闻。她们很苦，但是眼里有光。

　　来到女高，感受到更多的光，来自老师。

　　我上学的时候，张老师已经身体不大好，但还是她每天起得最早。每个未破晓时亮起的灯光总伴随着她响亮的催促，一天开始了。她对同学们的学习情况门儿清，对同学们的家庭情况也了如指掌。

　　每年假期，她都会去同学家里家访。有的少数民族同学家在深山里，家访的时候车子经常穿行在悬崖峭壁。 我家也是傈僳族，去到我家同样路途劳顿。那一年家访，她给我妈妈送了两件衣服，让妈妈做农活的时候穿。

　　张老师最喜欢跟家长说的一句话，“让她好好读书”。她还有最大的愿望：希望女高能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李欣坪参加军训（受访者供图）

　　我们每天都要跑操。高一高二的时候，常常扯着嗓子在楼下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坦白说，高一高二在楼下喊的时候，我还有点难为情。但是轮到自己高三在楼上听到学妹们嘹亮的呼声，真的觉得很燃。

　　高中的苦是不必说的，但是环境上比学姐们的年代要好太多。大家不再像学姐们的年代绷着劲去证明自己，我们本来就应该有发光的未来。

　　大大小小的考试，前往学校的山路，打着灯的被窝……构成了我全部的高中生活。我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因为家远，父母来不及陪伴我，常常是班主任送我去医院，陪我输液。高三二模前，我又病倒了，成绩一落千丈，当时整个人都很崩溃。张老师知道后，给我做了心理辅导，帮我调整了心态。

　　很多人觉得我们女高是苦学苦管，但是很多时候苦中有暖，也有乐。我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前的一夜，我们班主任拿着吉他给我们弹唱《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个场面现在想想都觉得燃。我们一起站起来和老师合唱，彼此分享对未来的畅想。

　　那个晚上，有人说要当医生，有人说要去当老师……毕业后，医生和老师确实成为我们这一届选择最多的职业。

　　听说，当年的同学有的回到了县城教书，也有选择规培的医生同学选择了自己家的乡镇医院，回到了大山。

　　一晃，如今已经毕业六年。在热搜上再次看到自己的母校，心中燃起满满的自豪。朋友圈里都是转发，“谢谢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从立志走出大山到立志改变大山，这是我们这群“大山里的女孩”最酷的社会实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