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冀朝铸于4月2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

　　消息发布之后，国内外交圈、外交学界高度关注，纷纷刊文追忆冀朝铸。冀朝铸长期工作在外交战线，于1991年1月获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1996年卸任。

　　2012年，冀朝铸的著作《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率真的叙事风格，回顾了冀朝铸一生的传奇经历及其长达44年的翻译和外交生涯。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冀朝铸在回忆录中单独列出一章《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日子》，记录了自己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经历的往事。

　　冀朝铸在回忆录中提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写道：

　　当中国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我们坚持我国派去的副秘书长必须分管一个政治部门。但因为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所有政治部门的领导席位都已被占据，所以我国派出的第一位副秘书长唐明照同志是负责非殖民地化部。但很快全世界就差不多没什么殖民地需要“非殖民地化”了。同时，联合国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成员国发展经济，这正是中国可以作出很多贡献的项目。这样，在通过合并好几个搞技术援助组织的基础上，1978年建立了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这时中国派出的副秘书长就变成了这个部的领导。总而言之，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职责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在联合国其他部门没有管到的经济、社会领域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合作方面的支持。

　　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发展得很快，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偿帮助。这些帮助包括很多领域，如矿产、水资源、能源、公共设施建设、遥感、发展规划和管理、经济政策、公共行政和财政、人口统计与乡村发展。部内人员在400人左右，包括上述领域的100多位专家。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还和世界各地许多咨询公司里面的约4000名专家保持关系，与他们合作。1990年，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共有1300个项目，涉及基金1.81亿美元。非洲得到这些项目帮助的47%。所有这些项目中，脱贫项目占40%，共有总价值7600万美元的450个项目；自然资源和能源项目占40%，行政管理的发展和环保的项目也很重要。多年来，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和自立能力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和具体的贡献。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与提供资金的部门和接受援助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合作与互相支持的三角关系。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提供资金的部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另一个来自联合国正常预算。我们这个部给接受援助的国家提供资金时完全是根据各国的需要，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保证了我们的援助对各国都是完全公平的，政治上是中立的，没有任何谋利的目的。我们的部很受发展中国家欢迎，但并不太受发达国家欢迎，因为我们的资金是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而来，这两个机构的资金很多都由发达国家提供。发达国家一般不喜欢提供无条件的援助。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都很愿意拉拢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这样，技术促进合作发展部就有机会发展成长。但等冷战一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对技术促进合作发展部的支持就很快削弱了，而且渐渐变成公开的反对。

　　另外，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部门，它很少直接举办会议。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们都不太了解我们的部，尽管有时他们的国家是我们这个部的直接受益者，当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受到发达国家代表的攻击时，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很少站起来声援这个部。我到达联合国后很快认识到，我必须考虑一个全面的战略来面对当时这种境况。

　　当时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把局势稳定下来，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集中精力取得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这其中中国的支持是最关键的。另外，我还必须努力使一些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持反对意见的发达国家从反对转为中立。与此同时，与为我们部提供资金的部门，主要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取中国代表团的完全支持。当然，我不能被认为是向中国政府寻求指示。作为一名国际职员，我们只能向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作出的决议和决定负责。我到联合国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字保证，在我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除了服从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之外，我既不寻求也不服从任何国家与组织的指示。但是我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工作时，特别是我自己在担任联合国专门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领导时，我有责任就怎样更好地完成工作讲出自己的想法，我也有责任向联合国的成员国寻求对我想法的支持，而这些成员国当然就包括了中国。所以，我有几次和李道豫大使和他的继任者李肇星大使以及他们的助手们交谈，寻求他们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支持，这并不算违反我上任时作出的保证。这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副手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还和我交换意见，讨论用什么方法使我的计划成为现实。他们也和其他国的大使做过一些交谈，向这些大使解释为什么要支持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同时，我开展了一个针对联合国成员国的公关活动。第一步就是举办一系列大、中、小型会议，请接受援助国家的大使和代表们参加，向他们解释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作用，告诉他们怎样从我们部的各项工作中得到益处。这些会议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没有太多正式礼节的约束。第二步就是对特别有影响力的大使展开一对一的工作，方法就是经常用我自己的钱请他们吃午餐，向他们解释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工作怎样给他们带来好处，还告诉他们如果希望看到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在出钱国家的攻击下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支持这个部门，尤其是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会议和其他会议上表示支持。我也经常和发达国家的大使们举行工作午餐，告诉他们全世界说来说去都是在一起的，假如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走下坡路，最终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由于我的朋友伯突奇的帮助，我和意大利大使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好几次这位大使给我帮了大忙。通过我部门的另一位同事田岛先生的帮助，我还和日本大使建立了良好关系，又通过我的美国好朋友甘维珍和韩国大使柳宗夏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我在联合国任上，一直同历届英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但我和法国大使的接触比较少，因为法国大使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而且过去我也一直没认识什么法国人。

　　我当时需要尽快地与两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建立密切关系，他们同我的工作联系紧密。第一位就是联合国秘书处的第二把手，总干事安东尼·布兰卡先生，第二位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拉菲·阿赫曼德（Rafee Ａhmed）先生，这两位是我到联合国后最早去拜会的人。1991年3月21日，我拜会了布兰卡先生，第二天即3月22日拜会了阿赫曼德先生。布兰卡是法国人，非常友好、有礼貌，可是很少表示一个非常清楚肯定的意见。他在联合国的位置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一比他职位高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的日常工作都要向他汇报。阿赫曼德是巴基斯坦人，也很友好、有礼貌。他知识非常渊博，总是乐于助人，他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而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付诸实施。我们两个部门可以说是互补的关系。

　　出钱的发达国家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讲，如果我们部被其他部门瓜分的话，他们会更高兴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把形势搞得好一些，方法就是仔细分析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分别做工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比尔·德瑞伯先生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朋友，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右派，在我到达联合国前他就知道我，我还在伦敦时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欢迎，希望和我一起密切地工作。我4月8日去看他，我们马上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他当时表示，愿意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我，有信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之间开展合作。后来他又把他手下的司长们介绍给我手下的司长们，双方的司长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协调两个组织的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他真正的目的是最终吞并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后来当我们部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时，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喝茶。喝茶时他就说，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我们两个部门合并，我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副署长。我预料到他是有备而来的。我很清楚，如果两个部门要合并的话，一个真正的、能无条件地为一切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组织将不复存在。在喝茶以前我已把我的想法同中国大使们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所以当德瑞伯提出他的想法时，我马上就回答，这个计划根本免谈。他理解我的立场，就说，那就当做咱们从来没提起过这件事吧。他确实遵守了这个诺言，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公开的行动试图把我们吞并。

　　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续施加压力要实施他们所谓的后续安排。根据这个安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提供的资金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规划层次的技术支持”，即TSSl；另一类是所谓“项目层次的技术支持”，即TSS2。划分两类的结果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提供的资金实际上大大减少，这种两个部门之间的拉锯战的最终结果是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输掉。

　　我们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特点。像德瑞伯一样，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主席萨迪博士，一位巴基斯坦女士，在我刚到时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还两次请我去她家吃饭。在我从联合国退休后不久，一次突然患上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接到她写给我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我早日康复。尽管如此，当时她还是要占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关于人口问题的一切阵地，而且其采用的手段比德瑞伯还要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非常不同了。它的负责人是美国人格兰特先生，他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中文说得很好，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好几个项目是在一起做的。在任何时候遇到问题时，我们都合作得非常好。我们也一起举行了好几次大的会议，包括199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上高级政府官员和国际专家一起讨论处在经济过渡期的国家怎样建立社会安全网，尤其是怎样保护儿童的基本需要。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李鹏总理、李岚清副总理都接见了格兰特先生和我，还有我们高层的同事。我们两个部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即使在1995年他不幸去世之后，这种良好关系还一直保持下去。可惜，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大多数任务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要关心的问题没什么关系，这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提供的资金就相当有限。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这个部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如果没有当时联合国的审计官、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对我的大力支持，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很可能早就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安南是加纳人，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了30多年，对联合国里里外外的情况都非常熟悉，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也很好，我一到联合国就注意同他密切合作，我们常互相请客，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安南作为审计官时，曾多次从经济核算的角度，向当时的秘书长和各国大使说明为什么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更不是取消我们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我对形势作了一个综合考虑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把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当做眼中钉肉中刺，下决心或者把我们全部取消，或者把我们尽量边缘化。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公然鄙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这样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的、无条件援助的机构。另一方面，不管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他们都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用我朋友比尔·德瑞伯的话来说就是“钱会说话”，就是中国谚语讲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因此觉得，假如我们继续这样边打边退，我们这个部或者被瓜分，或者消失在什么大的基金机构或大的研究组织中去。而唯一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的、无条件援助的方法，不是继续试图保住我们这个不断被削弱、被缩小的部，而是从防守转向进攻，因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照西方的说法，就是按丛林法则，或者吃别人，或者被人吃。

　　同时我也认识到，我虽然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发达国家继续减少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支持，但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取消联合国所有的无条件技术援助。而且，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虽然是联合国具体执行技术支持的主要部门，但并不是唯一的部门。我想我第一步是把联合国所有搞技术合作的部门都拉进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来，然后把联合国一切搞经济社会发展广泛领域的部门也都拉进来，这样最后就可能建成一个主管一切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巨大的部，它的领导应该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副秘书长，因为从中国来的领导尤其懂得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也就懂得了技术援助的重要性。这样我们可以至少维持一部分历史证明是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帮助的技术合作行动。通俗地讲，这个计划假如能够实现，那么在联合国里还有这样一个部门，它不只是给没饭吃的人一条鱼，而且还教这个人怎样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