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特报专稿 记者/史亚楠

　　两年前，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后叫好又叫座，取得了1.7亿票房，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两年后，这部殊荣加身的影片再次以热点的姿态回归公众视野，却是因为一份“讨钱声明”。

　　7月7日，山西部分“慰安妇”家属联合署名，以《我们想讨一个公道》为题发布声明，向电影《二十二》的导演郭柯喊话，称“你的电影赚钱了，有必要给受害者和家属这个钱”。

　　对此，导演郭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行回应称，参与《二十二》拍摄的受害者或其家属，片方确实曾给予补助；但是他和这些前来讨钱的家属素未谋面，对方也不曾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予以任何配合，“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并表示“很寒心”。

　　除了郭柯之外，“慰安妇”受害者部分子女的这份声明还指向了票房的受赠方。声明中表示，“拿我们母亲的名声赚了钱，反而把钱给别人花”，这里的“别人”说的就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据公开资料，2018年，电影《二十二》的资助人张歆艺、导演郭柯等四方共同决定，将1008万余元捐赠给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在基金会内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由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申请后，用于“慰安妇”相关的调查、援助和研究工作。

　　就此，荔枝新闻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主任苏智良，对方就“票房受赠”“家属讨钱”“捐款去向”以及“援助现状”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

　　中心曾对电影筹拍鼎力支持

　　说起和电影《二十二》的结缘，苏智良回忆称，中心从1993年就开始了“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1999年正式成立至今的20年间，有不少人曾来寻求合作和帮助，但大都没有成功。

苏智良按照当地习俗，给去世的“慰安妇”老人韦绍兰上香

　　2012年，郭柯找到苏智良，表示想拍摄纪录电影，想获得帮助。苏智良表示，当时他觉得郭柯是很认真的，也蛮困难的，就给予了支持。从介绍受访者，到帮助筹集资金，再到申请上映许可，中心曾在关键环节给予各种帮助。

　　苏智良认为，后来，双方的合作比较顺利，电影也取得了成功，加上中心也是一直从事“慰安妇”相关的调查、援助和研究工作，郭柯等也就决定将这笔资金捐赠给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设立专项基金。

　　面对家属追讨 坚持“不该给钱”

　　有参与本次“讨钱”的家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称，自己母亲当年曾为状告日本政府奔走，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也就没有这个电影。郭柯曾承诺要把电影盈利用在老人和老人家属身上，如今却食言了。

　　对于部分家属的这种观点，苏智良表示可以理解，但不认同，更不支持。他说：“这个有点像过去的时代吃大户，只要你发了财，我们都可以来吃。”

　　苏智良向荔枝新闻表示，有的家属曾给他打电话，言辞还比较激烈，但对于部分家属的要求，他认为有些过分。他说，如果拍这部电影是一种国家行为，那么倒另当别论，但是这只是一个剧组的作品，让一个剧组对整个国家的某个群体负责，这种逻辑无从谈起。

　　在此前的采访中，《二十二》的导演郭柯曾回应“讨钱”称，如有困难，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向基金会申请。对此，苏智良表示，基金会承担给全国的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发放生活援助费等工作，今年也在展开对24名原告表示敬意发放礼金的工作，但不会援助受害者家属。他举例称，韩国的“慰安妇”援助法也同样没有涉及到家属的。

　　晒账本回应捐款去向

　　那么中心受赠的高达千万的资金将去向何方呢？苏智良表示，一部分已经作为《二十二》中老人们的出镜费用支付给了老人们，包括片头片尾两场葬礼中的老人在内，每个人5万元。其余的捐赠都将用于对大陆现存的“慰安妇”老人的援助和“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调查。

　　根据中心出具的一份援助标准，援助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1、受害幸存者每年生活费1万元；2、受害者的医疗费用实报实销；3、受害者逝世，给与丧葬费2000元。

　　针对这份援助标准，苏智良也进行了解释。一方面，这些幸存者们生活状况普遍很差，生活水平不高，1万元已可以完全满足她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即便给予她们高额的援助金，这些钱最终能否花到老人们身上，他也表示担忧。

　　苏智良向荔枝新闻晒出了一份《2019年上半年专项基金使用详细记录》，以表格形式编号记录了每项花费的活动时间、报销时间、情况说明、支出数额以及经办人等信息。截止到上半年，专项基金总支出50余万元。在表格下方，标注了中心成员因病弱而在外出调研时自费补贴5000元购买高铁商务座的情况。

部分基金使用情况

　　未来将善待目前已知的18位受害幸存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受害幸存者有的早已不在，也有被重新发现、认定的。目前，苏智良告诉荔枝新闻，中心已知在大陆的受害幸存者共有18位，平均年龄高达94岁。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中，她们或许会全部离世。

2019年，江西首次确认一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刘蓉芳

　　苏智良表示，对于当年中国“慰安妇”老人们的起诉，日本早已作出了败诉的判决，“无论我们这些老人活着还是与否，都不可能再起诉。我们能做的就是善待这18位老人，把她们照顾好，记录好，让她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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