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晨雨

　　（作者欧阳晨雨，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法律学者；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后，有过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日子恐怕会更难过了。

　　4月3日，上海市16家单位会签并出台《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从适用范围、入职审查、从业限制、执行机制、监督管理等八个方面，将未成年人保护的关口前置。

　　这个《意见》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近年来，利用职业便利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呈现高发之势。之前，媒体曾报道，某省当年查办的29起校园性侵案件中，老师占到了70%，司机、保安等学校职员占比27.6%。现实中，不乏一些有性侵犯罪前科人员，故意隐瞒身份经历，长期混入教育培训等行业，增大了未成年人被侵害的风险。

　　从刑事规律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再犯可能性高，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的犯罪隐蔽性更强，有必要强化再犯预防。环顾全球，包括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内，采取了包括从业限制、强制报告、电子镣铐、化学阉割等制约手段。《意见》将防范关口前移，有利于从源头上斩断伸向孩子的罪恶黑手，符合打击性侵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潮流。

　　因为涉及从业限制之类的保安处分，《意见》还具有充分的法律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于2013年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宣告禁止令”，禁止此类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活动。

　　而刑法修正案（九）更明确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法院可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在司法实践中，已不乏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宣告从业禁止的案例。曾在某中学任教的被告人邹明武，就在被法院判处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的同时，被宣告禁止5年内从事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教育工作。

　　但是，上述规范或效力有限，仅及于缓刑考验期内，或条文相对抽象，不能列举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业职业、明确具体程序要求，而这也为地方试点先行提供了契机。从《意见》内容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框定了从业限制的范围。根据《意见》，除对教师、医生、教练、保育员等工作人员，招募的志愿者进行审查外，还将保安、门卫、驾驶员等不具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其他工作人员纳入适用对象。

　　二是规范了从业限制的执行。根据《意见》，设置强制报告制度，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用人单位具有审查和筛选义务，并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核实。

　　三是设定了从业限制的救济程序。根据《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所获知的他人违法犯罪记录承担保密义务。如此，有利于保护求职人员的隐私权利，防止“破罐子破摔”。

　　当然，这份《意见》也不是完美无缺。作为地方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有关部门有指导约束作用，但从效力位阶上看，不仅要明显弱于国家法律法规，也低于地方性法规。

　　因此，从长远看，确有必要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迈开国家立法的步伐，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库、入职查询等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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