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每一天我都完整地经历过。我们这一代作家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毕飞宇说。

　　1979年，毕飞宇15岁，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进他的家乡兴化县城。那时候，县城里文艺青年的时髦“标配”，是胳肢窝里夹一本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你只要一出门，至少能碰到3个人在读这本书，《悲惨世界》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震撼绝对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主人公冉阿让和警察沙威，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善恶截然对立的人性观轰然倒塌了，《悲惨世界》启示我们，应重新审视人性的浩瀚与宽广。”毕飞宇说。

　　春风吹过，文学欣欣向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经历了沉寂与爆发的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拥抱时代和回望历史的巨大渴望。有了父亲为他办理的县图书馆借阅证，毕飞宇没事就泡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和西方经典名著。通过广泛阅读，他的世界观渐趋成熟。毕飞宇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世界观的人，和在之前世界观已经成型的人，是不一样的，“而世界观的差异，将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通向何方。”

　　对人的赞美、对生命的珍视，和在精神上寻求并建构起对话关系，是包括毕飞宇在内的一代作家从这场时代变革中获得的精神受惠。毕飞宇至今记得，当年喇叭裤流行给他心灵造成的震撼：“精心剪裁的喇叭裤让身体展现出优美的线条，这几乎第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人可以这么美！”这种认识投射到文学中，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成为“人学”的开端。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重塑了一代人对于“我”和世界关系的思考。“海洋不再是‘围墙’，它变成了通向世界的道路——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在精神上主动地和他们对话，并不会使‘我’失去‘我’；相反地，全世界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我们也在服务并影响着世界。吸收、互鉴、对话，使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毕飞宇说。

　　改革开放也重塑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在场”成为文学的一种使命。作家们怀抱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关怀人的境遇，关注社会的发展，使当代文学真正和国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短暂地跟随过一阵“先锋文学”的潮流后，毕飞宇迅速回到了写实主义的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先后创作了一批重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那个男孩是我》《哺乳期的女人》《白夜》《男人还剩下什么》《地球上的王家庄》《彩虹》《家事》等，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叙事》《青衣》《玉米》《玉秀》《玉秧》等，以及长篇小说《上海往事》《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平原》和《推拿》。如果说毕飞宇前期的写作侧重以回望和反思的姿态，书写现代中国发生的命运之歌，那么从《青衣》开始，他对当下社会的关注明显加强。200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推拿》，造就了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高峰，其“贴着大地飞翔”的深刻与悲悯，以及后来引发的社会关注，成为作家与时代紧密互动的最好印证。

　　《推拿》是一部深刻反映盲人生存现状的作品，它的独特魅力在于，用鲜活的个体刻画取代了“盲人”的抽象概念。《推拿》提出的社会问题同样发人深省：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盲人并没能和社会建立起真正的关系”。谈起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毕飞宇回忆，促使他下定决心写作《推拿》的动力，正是身边盲人朋友希望他为他们“言说”的渴望，“哪怕我可能写得不好，但我必须提出这个话题——关于盲人推拿师的社会保障问题，关于我们对他们的忽视。”

　　2011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导演娄烨将其搬上银幕，并于当年夺得第50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溢出”了文学，引发全社会对盲人的关切。“那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光。我看到关于盲人的话题在不停地发酵，许多媒体也开始走进盲人推拿所，探寻这个群体的生活境况。我没想到《推拿》有这样的影响力，但它最终落在了这里，我确实很愉快。”毕飞宇说。

　　之前一些重要文学奖项的评选比较偏好宏大叙事，而《推拿》这部作品展示出，小切口的故事一样可以抵达“厚重”：这厚重来自作家倾注笔端的深刻悲悯情怀，对民族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介入社会、反哺时代的自觉意识。而这，也是伟大时代与文学互动的最好写照。

　　2001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开始实施，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文化。2003年，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法国翻译出版。随后，《青衣》走进了更加了广阔的西方世界。在2004年法国巴黎书展上，毕飞宇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国际奖项——“最受法国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2009年，凭借长篇小说《平原》，毕飞宇摘得著名文学奖“世界报奖”，这标志着他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法国文坛的认可。2012年，小说《玉米》又为他赢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来自英语世界的国际文学奖项。2017年，凭借为中法两国之间文化艺术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毕飞宇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这是否说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已经赢得了“自信”的实力？毕飞宇认为，就当代文学艺术而言，谈“自信”或“不自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即使对自己的作品再有信心，作品好不好只能读者说了算。我们还是要在与读者、与世界的对话中，使作品接受检验。”

　　一番犀利的言辞，透露出毕飞宇对作家使命的独到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面对这一切，他认为，作家仍然不能放弃批评与反思。“对作家来说，不管他心里多么爱，他必须要像医生一样，先给病人一刀子，只有先经历了痛，才能使他变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也是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力量。”毕飞宇说。

　　回首峥嵘40年，展望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的“再出发”，作家毕飞宇深情寄语：“不论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我们依然要保持谦逊。罗马决非一日建成，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获得了较好的成长，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赋予我们的珍贵品质，那就是学习，向世界各个国家学习，向一切值得学习的地方学习。比起领跑者，追赶者往往更有力——让我们更谦逊一点，学习的姿态更强烈一点，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永远不能停止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