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二十多名西方人士选择留下，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救助民众，阻止日军暴行，记录屠杀真相。

　　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约翰·马吉、罗伯特·威尔逊、乔治·费奇……他们用善良、勇气和果敢，为灾难深重的南京城带来黑暗时刻的微光与温暖。

　　今年，江苏广电总台纪录片中心通过大量史料和采访，为我们还原了更多人在这场暴行中的义举，一起来致敬他们！

　　【弗兰克·德丁：残虐真相的揭露者】

　　1937年1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罕见地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这可能是西方媒体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初期，关于这一惨案最为详细的报道。发出这篇报道的记者名叫弗兰克·蒂尔曼·德丁。

　　日军攻破南京城后，随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封锁消息，日本军方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德丁回忆：“这是我在等待登上‘瓦胡号’时看到的江边的景象，一群吸着烟聊着天的日本军官，监督手下屠杀约一个营的中国战俘。他们把战俘排成大约15人一排，并用机枪射杀。”

　　德丁在后来的报道里记载：“这场屠杀用了十分钟，这些人靠墙排成一排被枪杀，一些拿着手枪的日本兵若无其事地从蜷缩在一起的尸体旁走过，对还在动弹的遇难者再补上一枪。这些刽子手还邀请停在江边军舰上的海军欣赏屠杀场面，显然这种场面给那些海军观赏者带来极大的愉悦。”

　　正是像德丁这样有正义感的记者，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报道出来，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讯息，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新闻资料。

　　【詹姆斯·麦卡伦：生死场上的守护者】

　　在那个血腥又漫长的冬天，不仅有人努力向世界传播真相，还有人在南京与这里的难民共进退。留守在鼓楼医院的美国人詹姆斯·麦卡伦承担了大量保护难民的工作。

　　美国基督教联合会档案馆管理员雪莉·雅克布介绍：“麦卡伦主要在医院工作，在读他的日记时，我发现上面关于入院伤员的记述，是我看过的最细节化的文字资料。”这些日记详细地记录了麦卡伦在鼓楼医院的所见所闻，也成为今天发现的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新证据。

　　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强占南京的所有粮食，食物极端紧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上海筹措到了100吨蚕豆，用于安全区难民的救助。麦卡伦在一次次开着救护车运送蚕豆的过程中，与难民们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他触景生情作词谱曲写下了《南京难民合唱曲》，这首歌被难民亲切地称为《蚕豆歌》。

　　“渴望用蚕豆做早餐，蚕豆做午餐，蚕豆做晚餐。”这首舒缓忧伤的歌曲是麦卡伦对难民们的慰藉和鼓励，传递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生存的希望。

　　【刘易斯·斯迈思：日军暴行的记录者】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六日，在南京励志社，公审南京大屠杀的主角谷寿夫。金陵大学美籍史密斯教授当时在难民区工作，亲见日军种种暴行……”

　　新闻片中所说的史密斯教授，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刘易斯·斯迈思。在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写出69封抗议信，其中绝大多数由斯迈思签发。

　　这些抗议信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量暴行案例，其中仅斯迈思负责整理的就有444起。这些抗议信、暴行案例，以及战后对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失调查报告，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信，成为抗战胜利后对日战犯审判的重要证据。

　　【格奥尔格·罗森：野蛮杀戮的报告者】

　　记录日军暴行的不仅有留守南京的学者，还有外交官。德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着大量上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来往的外交文件，其中有一百多份由原德国外交官格奥尔格·罗森撰写。罗森在报告中记录了大量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2月10日，他更是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秘密送往柏林。

　　“他（罗森）在信中说，他感到有特别的使命，来对抗日本人非正义的行为。”罗森的孙女艾格尼斯说。罗森希望利用他的外交报告，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但在纳粹德国，他的愿望注定不会实现，反而遭来了个人命运的逆转。1938年6月，罗森被纳粹德国政府以休假为由，强行召回。

　　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梅君表示：“（德国）外交部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及罗森进行记录的时候，正由纳粹统治，也就是说，罗森的报道和拉贝的报道一样，并没有影响到德国政坛对日本和中国的态度。”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结束后，罗森在写给中国国民政府的贺信中特别提到：他的报告是德国外交官作为第三方证人，给世人留下的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词。

纵使黑暗无边，

你们让世界重回人间！

　　（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靓 部分素材来自纪录片《黑暗时刻：我们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