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作者韩浩月，荔枝时评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剧《白夜追凶》播出近一年之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一位名为陈琼琼的编剧，将《白夜追凶》编剧韩冰（笔名指纹）及出品公司优酷诉至法院，7月24日上午，北京海淀法院在官微宣布受理此案。 

　　在媒体前期报道里，凸显出这样一个信息，原告与被告曾有恋爱关系，这也导致网友评论当中，出现了一些跑偏。后期的报道当中，已经不再强调恋爱关系，严肃媒体更是对此一句没提。

　　不提情感因素是对的，既然案件已经被法院受理，一切将以证据为准，《白夜追凶》究竟是被告单独创作，还是原告与被告共同创作，需要法院针对证据给出判决，双方曾经的情感因素，在著作权案审理当中，并不具备参考价值。

　　但对这几年著作权官司有所了解的人来说，未免会觉得《白夜追凶》编剧侵权案有些麻烦。首先，按照原告的说法，剧本创作于2012年4月到8月，距离剧作播出已有五年，这么长的时间，有可能造成部分证据丢失。其次，即便有相关邮件往来作为证据，那么邮件内容如果缺乏相关著作权的明确约定，也会给原告带来不少困难，因为共同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共同享有著作权，被告完全有足够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

　　之所以强调打著作权官司需要“足够多的证据”，不是因为著作权本身复杂，而是围绕著作权产生的侵权手段五花八门，很难在短时间内审理清楚。比如小说《锦绣未央》作者被知名作家温瑞安等12位作家相继起诉，该案入选2017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但因为牵扯权利人数众多，仅抄袭证据就多达2000多万字，至今未能宣判。

　　闹得沸沸扬扬的著作权案，通常都不了了之，比如《潜伏》和《地上地下》，法院最后认定两者虽同为谍战题材，但在表达、人物关系、情节等方面是不相近的，是基于同一主题进行的不同创作，不构成侵权；在《北京爱情故事》的著作权纠纷中，导演兼主演陈思诚的名字出现在编剧署名当中，引起该剧编剧李亚玲的不满，该案最后以和解结束，这个官司没有打成的原因，就在于李亚玲和陈思成之间，“没有关于共同创作《北京爱情故事》剧本的书面合同，没有对创作的作品所占比例及获得报酬如何分配进行明确约定，也没有该创作剧本的使用、许可、转让等细节进行约定”。

　　陈琼琼诉《白夜追凶》编剧与出品公司的案件，也很有可能遭遇李亚玲诉陈思诚案所遇到的难题。

　　至于像《潘金莲就是我》、《道士出山》等这些蹭热点的山寨片名（剧名），《笔仙惊魂3》搭“顺风车”在《笔仙》公映前上映，《人再囧途之泰囧》被观众误认为是《人在囧途》的续集等现象，很多时候只能在社交媒体上争论一番，就算官司打到法院，也没法得到一个明确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微博上时常可见某某作家某某编剧发出维权声明，但却没能走上法院的原因——要么证据不足，要么怕麻烦，只能骂涉嫌侵权者一番出出气算了。

　　具体到这次陈琼琼利用法律手段维权，首先要肯定她的权利意识，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有对侵权者“一个都不饶恕”的心态，起码能营造出“侵权可耻”的氛围，让侵权者有所忌惮。

　　但通过这一事例，要提醒更多编剧以及所有著作权人注意的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著作权，在创作之前就要有足够的权利意识，不要碍于情面，也不要指望合作者自觉，把每一寸权利都白纸黑字地写进合同里，是避免遭遇损害的最好方式。

　　按照相关人士对著作权法的解读，“作者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时就自动取得著作权，而无需履行登记手续或加注版权标记”。在通常状况下，很多作者的确也抱有此心理，觉得作品是自己的“孩子”，别人没法抢走。但比较注重权利意识的创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交给出版方或制作方之前，会到版权登记部门进行登记保护，毕竟在作品辗转的过程里，作品的创意是容易被剽窃的，维权的时候，如果有版权登记部门给出的证据，就会容易得多。

　　著作权法拿来捍卫自己作品的表达是有效的，但在保卫作品的思想性方面却不太有力，通俗地讲，别人大段大段地复制你的作品，很容易被认证为侵权，而如果对你作品的创意核心进行篡改抄袭，则很难维权。面对这个现实，著作权人只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著作权，把包括版权登记、合同在内的诸多办法使用好，不要怕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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