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红　

　　（作者闫红，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知名作家；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前天看到山西某地“11个姐姐每人两万替弟弟买房娶亲”的新闻就有点不适，新闻里很清楚地说，这些年姐姐们都吃了很多苦，弟弟一直过得很好。但是到底是人家的私事，当事人没意见，别人也没有置喙的余地。

　　然而随后就看见各种对这“姐弟情深”的赞美。连我的一个朋友，都写文章赞叹这样的美好场景，认为“扶弟魔”是一种妖魔化的说法。更有人表示，眼下重男轻女已经绝迹，何必这么紧张。我听了无法不感叹，“何不食肉糜”这种笑话，在当下也可以出现各种变种。

　　就像在没落贵族记忆里，旧时代有无限诗情画意，被奴役者却无法苟同一样，看到这则新闻，不同处境者，提取的是不同的东西。

　　一家有十一个女儿是特例，但是在之前的很多年里，吾乡一口气生个四五个乃至七八个女儿的并不少见，就是拼着生个儿子。后来原则上是只能生一个，但是在农村，若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就可以生第二个，反之则不可以。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不甘心，一时间乡间出现了非法的流动B超机，有位医生被判重刑，就因为他替高达五百位孕妇做这种胎儿性别检测。

　　男孩既然如此珍贵，在家里待遇自然不同，各种资源都会向其流动，小到两只鸡腿，一件衣服，大到升学的机会。一个长期在家乡做田野调查的闽南朋友告诉我，在她驻扎的那个村庄，如果男孩子出门，家里人会看下黄历，女孩子出门，就可以省去这道程序。那么是不是只有偏僻山村才会这样呢？也不是，我的朋友又说每次她老公不在家时，她家的保姆总是只做几个素菜，那个保姆认为，女人是不需要吃肉的。

　　很多人家把养女儿视为给儿子做积蓄，“换亲”之类的事情里，通常都是女性做出极大牺牲。直到现在，还有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的说法。表面上看是安慰那些生了女孩的人家，但这种安慰里，未尝不是在暗示，女孩用不着像男孩那样消耗家里更多资源。

　　像山西这家人，相关报道也耐人寻味。一方面十姐高玉声称她父母并不重男轻女；另一方面，她又介绍说，除了她之外，其他的姐妹都没怎么上过学，有两个连学校都没进过，辍学之后大家都回家务农——可是弟弟一直过得还不错。新闻转述道：“因此，他们（高家姐弟）这一代人都没有‘一定要生男孩’的老思想了。”

　　既然不重男轻女，这“因此”二字又从何而来？这两个字背后的各种灰暗，未必不能与婚礼上的一团喜气匹敌。只不过长久地处于某种环境中，即便是受害者，也有可能被催眠。曾见一位在行业内出类拔萃的女专家，父亲亦是大学教授，对我说她父母固然为她的成绩感到骄傲，却也每每遗憾于这成绩不属于她弟弟。“说实话，有时候我都这么想。”她淡淡地说。

　　而一位75后女作家，生下女儿后，表示不愿意生第二胎，说：万一是个男孩呢，“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舍得让她做姐姐？”

　　这种偏激之辞的背后，一定是许多不快乐的记忆。难怪前年《欢乐颂》热播时，蒋欣扮演的樊胜美赢得人们极大同情，她庸俗、势利、虚荣……可是，从一个对女儿剥削得如此深重的家庭里走出来，她当然无法好整以暇地仙气飘飘。

　　“扶弟魔”一词的诞生与流行，也并非是出于恶意。和“凤凰男”这类词相比，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更多的是表达无奈与同情，懂得背后的各种不得已。在许多地方，还有一个类似的词，叫做“巴娘家”，指的是女人婚后仍然过分地倾向于娘家。听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多年前，一个女的宁可全家吃素，也要攒钱给准备结婚的弟弟买台电视机。这种“舍己为人”，是长期驯化的结果，她习惯了把弟弟视若珍宝而将自己视为尘土，才会虽苦尤甜，和弟弟演绎这一场“手足情深”。

　　这些年，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女孩。接受了这个事实的人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必须强调男孩女孩都一样——事实上在女性获得更多资源后，她们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一点点被唤醒，对于女性的某些赞美开始被质疑，比如说，当有人歌颂妻子和母亲的无限牺牲，女性能够识别出，这种赞美是束缚也是剥削。

　　如今，甘于奉献的“姐姐”和“妹妹”的形象也被质疑，在我们这个重男轻女的阴影依旧弥漫的土地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警惕，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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