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作者熊志，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向社会发布《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对所保管的8万余份遗嘱进行分析。数据显示，自2013年到2017年5年间，在中华遗嘱库办理遗嘱的老年人越来越年轻，平均年龄从77.43 岁逐步降至72.09岁。

　　在讳谈死亡的大环境下，办理遗嘱的老人越来越年轻，无疑是观念进步的产物，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过8万份数据的覆盖面毕竟有限，考虑到大量统计之外的老年人，立遗嘱的情况还无法观察，所以整个社会的观念状况，依然是个未知数。

　　倒是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观察。《白皮书》显示，33.41%的老人立遗嘱时瞒着子女，立遗嘱属于家庭大事，这个比例并不小。老人隐瞒，一方面可能是怕引起纠纷，但深层次的，还是在当下靠亲情维系的家庭关系里，不到老人病重这种万不得已的时刻，老人和子女，都不太习惯用冷冰冰的法律关系，来介入利益的分配。

　　所以，在立遗嘱这件事上，多数老人不会选择第三方。北京西城法院曾有过统计，该院审结的遗嘱纠纷案件中，自书遗嘱纠纷占60%，约20%的自书遗嘱，因为充斥着生活用语，或者立遗嘱时老人身体病危、头脑不灵，表述不清晰引起歧义，而被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提到，“立遗嘱宜早不宜迟”，因为要用到指纹采集、人脸识别、现场见证等技术手段。但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如果子女建议他趁腿脚方便时把遗嘱立了，子女多半会被视作不孝，是有利益上的算计，甚至是咒他早死。

　　传统的孝道，决定了对死亡的安排，中国人更倾向于用伦理的方式解决，至少表面看起来更加温情脉脉，有人情味。在“孝”维系的家庭关系中，规定了家长和子女的义务。所以以房养老，这种自主化、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在中国的推广比较困难。在子女的观念中，房子是整个家族的财产，老人传给子女，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这也将子女过度捆绑，比如在老人病重时，要担负起无限的救济义务，哪怕老人身上插满了管子，也要倾家荡产救到底。

　　致力于推动生前预嘱的罗点点曾提到，在推广临终不插管式的“尊严死”时，常被医院的负责人婉拒，“这里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谁接受得了你们说死呀。”的确，就连在医院这种每天见证生死的地方，“尊严死”都存在着巨大的观念障碍，可见它和立遗嘱一样，受到传统“孝道”的影响太强，逼着子女替老人决定以怎样的方式离场，老人的权利，无法自主地实现。

　　不过也不用悲观。至少从《白皮书》发布的数据看，办理遗嘱的老人越来越年轻，意味着更加开明、受到新观念浸染的“新老年”，正在成为这个阶层的主流。老龄化的到来，生育意愿的下降，独生子女的增加，家庭结构的变化谁也挡不住。按“4-2-1”的家庭人口结构，未来老人的养老送终，必然将更多地托付给社会，由福利机构来代理。子女在逐渐解除家庭关系捆绑后，也能够更加平等地与老人对话，尊重其独立立遗嘱的权利，老人也会越来越减少财产上的顾虑。

　　当然，“立遗嘱宜早不宜迟”，这个观念的普及，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变化已经在发生，我们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加入这个行列，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生死与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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