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云龙

　　（作者周云龙，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电视媒体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共享单车战局进入“下半场”，激烈竞争渐渐结出“苦果”，负面信息此起彼伏：悟空、町町、酷骑、3V bike、小蓝、小鸣6家共享单车企业相继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据有关机构统计，目前共享单车企业倒闭造成的用户押金损失已超过10亿元。

　　这是一场“信任危机”。在共享单车成为创业界的“网红”时，有专家解读说，共享经济是将传统的拥有、产权等观念转变为使用、信任与合作，核心是信任。也就是说，用户支付押金的同时，相信押金随时可以退回。当然，也同时信任共享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方便性、舒适性。然而，这种信任似乎要崩塌了。

　　但事实上，共享单车之所以能短时间内成为现象级的爆款应用，是因为共享单车企业最初有着一组“不信任”的硬件技术设计——

　　譬如，轮胎是实心（或穿孔）胎，因为平台不信任用户会及时主动充气，更担心有人使坏，戳破轮胎。譬如，没有后座，因为不信任用户能自觉地载人载物，过载则必然提高损坏率，更增加不安全系数。再譬如，集GPS和警报于一身的智能锁，如果有人尝试偷车或者破坏车锁，会发出超大音量警示音；如果自行车被偷走，内置的GPS定位可以显示自行车的当前位置……

　　而共享单车的押金收取、实名注册，更是最基础的“制度化不信任”。平台和机构一系列不信任的制度、技术设计，堵住了共享单车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又最大程度地保证用户用上安全的产品和服务。

　　信任之于公共空间的治理，犹如空气之于人的呼吸和命运。共享经济的主要倡导者Rachel Botsman说：信任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型货币。尽管信任须臾不可或缺，但现代社会中信任文化的出现恰恰得益于一种制度化的不信任，即它们为那些承受风险的信任者提供了某种防范与保证措施――它们不仅能够抑制被信任者“背信弃义”的动机，而且当失信行为业已发生时，还可以纠错。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的、普遍性的信任文化就很有可能萌发。简言之，制度化的不信任程度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

　　其实，从管理的原点看，自私自利以及利益最大化是基本的人性之一，需要制度的教育、规范、监督，所以，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不信任”。

　　而共享单车的押金危机，是因为在收取用户押金和预付资金之前，缺少了一个针对单车企业的“制度化不信任”设计，消费者协会理应约谈在先，监管在前，严格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开设预付资金专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并接受第三方的监管，用户的押金风险必然会大大降低，也不至于引发这么大的问题。可持续的信任共同体，往往是从相互不信任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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