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晨雨

　　（作者欧阳晨雨，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又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传销大案。

　　经过五个多月的侦查，湖南常德市公安局近日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务折款5亿元，抓获王某禹等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操作手段网络化，涉案人数、金额急剧攀升，是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新特征。

　　平心而论，我国打击传销的立法起步并不晚。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算起，已有将近20年的时间。其间，从红头文件到行政法规，从刑法修正案再到司法解释，织就了一张严厉打击传销活动的法律之网，为执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销活动仍频繁出现于各地，关联的诈骗、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令人触目惊心。翻看报道，就在今年4月，浙江破获一起暴力传销致人死亡案，因为新人不愿“投资”，被强摁马桶窒息身亡。传销“夺命”，这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据悉，某毕业大学生离奇丧命的天津静海，传销活动便已“盛行”多年。

　　诚然，打击传销活动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与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执法方式的滞后性等因素不无关联，但审视国家立法，也有亟待检讨之处。

　　在行政立法上，2005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禁止传销条例》，是职能部门执法的基本依据。虽然《条例》明确，工商、公安两个部门担纲主角，但工商部门执法缺乏强力手段，没有公安部门“助拳”，几乎寸步难行。而公安部门往往在传销“升级”为治安、刑事案件时，方才介入执法。如此“两龙治水”，很容易让传销成为“失控地带”。

　　现实中，对传销窝点的监管、断水断电，监控当事人手机，遣返传销人员等，需要多个部门联合。以前面的网络传销案为例，2015年12月以来，传销组织“新亚洲集团”先后推出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等多个项目，在国内建立了20多个大团队，发展会员50多万人，涉及全国25个省市，收取传销资金100多亿元。如此隐蔽而庞杂的违法，显然不是有关部门“孤军奋战”所能应对。

　　尽管《禁止传销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实际却多仰仗于政府领导的重视程度。如果政绩观偏移、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就算是工商、公安两个部门“联袂出击”，也会深感“力不从心”。

　　再看刑事立法。之前，根据最高法批复和有关司法解释，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多以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论处。虽然《刑法修正案（七）》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入罪，但实际打击面却“严重缩水”。因为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明确，“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方予立案追诉。

　　从出台立案追诉标准的初衷看，是为了拉开与行政处罚的“距离”，对性质更为严重、规模更为庞大的传销活动集中打击，避免打击面过大。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传销早已“脱胎换骨”。很多组织者为逃避打击，故意压缩规模、减少手下，或是缩小管理层级，采取“多点直辖”。如此，即便是被抓了现行，有关部门也只能简单处罚后放人，更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传销参与者，根据《条例》，只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尽管从社会危害性上已达到“入罪程度”，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无疑也是立法之憾。

　　传销“屡打不绝”，以致遗毒至今，理应深刻检讨和改进立法。针对传销新特点，修订《禁止传销条例》，更新立案追诉标准，“天罗地网式”从严立法，才能叫停更多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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