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晨雨

　　（作者欧阳晨雨，“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多年前回老家，刚好碰上当地政坛局部“地震”，某位县级领导因贪腐问题锒铛入狱。聚会时，我不无兴奋地跟朋友谈起这件轶事，老道世故的他却不屑地抛来一句：也就是进去避避风头而已，顶多蹲上个把年，就会减刑假释出来的。

　　事实证明，朋友所言并非空穴来风。不出所料，那位犯事县级领导的铁窗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据说是在号子里立了功。究竟是什么“功”，人们却不得而知。这个“结果”也只是在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再添上一点令人忿忿不平的谈资而已。

　　不过，假如是现在，这位前县领导的日子，恐怕没这么好过了。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新修改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进一步从实体上统一了减刑、假释案件的办案理念、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

　　审视新司法解释，可谓亮点频仍，最大特点就是秉承“从严从紧”方针，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罪犯，在实体条件上，从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方面，作出“收缩性”规定，以防范“有钱人”“有权人”减刑过快，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比例更高，实际执行刑罚偏短等问题。

　　比如，新司法解释规定，对判处无期徒刑的职务犯罪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从严掌握，减刑后的刑期，不得少于20年有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一次不超过1年有期徒刑，再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2年以上。

　　对判处死缓的职务犯罪罪犯，新司法解释的“紧箍咒”更厉害：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一般减为25年有期徒刑；有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可减为23年以上25年以下有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一次不超过1年有期徒刑，再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2年以上。

　　这个“新料”到底有多“生猛”？不妨拿出曾被媒体热议的“张海虚假减刑”案作个参照。2014年年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通报，称广东健力宝原董事长张海在狱中服刑期间的立功、重大立功表现均属虚假，以此裁定对其减刑错误。但张海已逃往境外，只能启动追逃、引渡等程序。

　　如果按照新司法解释，因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被判10年的张海，即便是有立功表现，也应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年六个月以上，绝不会区区6年就让其大摇大摆地出狱，至于逃出国外，那就更不可能了。

　　其实，新“释法”并非在减刑假释上的第一次动作。从2014年2月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到当年4月最高法通过的《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从2015年8月出炉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减刑、假释的新规定，再到2016年版《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总的趋势是，在从严从紧的“立规风暴”中，制度笼子在一步步扎牢。

　　为什么要在减刑假释上如此“大动干戈”？这是因为，基于人性制定的法规，难免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金钱、权力的诱惑与反击。一处小小的制度漏洞，就足以让司法形同虚设，失去民众的敬畏。具体到减刑假释这些“关键”领域，更容易因为“后审判期”的立法松懈，而造成“网开一面”的不利后果。

　　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是，当年中央政法委《意见》出台后，全国竟有超过800名“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其中多为职务犯罪。由此，才需要一场立法的“马拉松”。

　　就算是最高院的新“释法”，也远不是终点，还需要穷尽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等一切手段，不断健全减刑假释法规体系，以一张更细密的法治之网，尽可能压缩“人为操作”，让人们在一点点逼近终点中，更真切地感受到司法正义。

　　每一寸正义的空间，都需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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