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弄樱

　　（作者弄樱，影评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文化与产业硕士毕业生；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个闷热潮湿的周五夜晚，舍友回到家，一头扎进我的房间问：“亲爱的，今晚陪我看个片子好不好呀？”其语气的诡异程度，让我以为要看A片。

　　事实是，我们看的片子跟A片有一拼，是被称为年度“尺度最大”的韩片，朴赞郁改编自英国小说《指匠情挑》的《小姐》。这部今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影片，居然在等了两三个月才在中国的文艺青年们中掀起波澜，于近期被各种手机微信公号轮番轰炸解读。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片子的所谓“女同”、“大尺度”并不是什么话题点。要说尺度，我觉得至今没有哪部女同题材电影能超过《阿黛尔的生活》。与其相比，《小姐》可以说相当内敛含蓄。

　　不知为什么，近几年LGBT题材作品大行其道，而且有种愈演愈烈的态势，几乎要成为一种类型。从男同到女同，到变性，LGBT“类型”片在各大电影节上争奇斗艳，并且以一种近似类型电影的方式自我演化和嬗变着；而《小姐》为了在“类型”片中做到突破和创新，使用了三段式，采用了近些年流行的“骗中骗”大情节模式，在电影美学上可圈可点，这些都是合宜的尝试，但要命的是，导演朴赞郁声称这是一部“女权主义”影片。

　　女权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女性是一个受到压迫和歧视的群体。大多数女权主义影片的套路是，女性是如何受到男权压迫的，而影片中的女性主角是如何通过自身努力从某种程度上颠覆或者破坏了这一社会秩序。女权主义影片的开山鼻祖《末路狂花》就讲述了两位被迫通过犯罪方式反抗男权的女性，如何最后走上了不归路。但《末路狂花》的两位女主并不是拉拉，而且大部分的女权主义电影的女主都不是拉拉。

　　《小姐》无疑是一部女权主义影片，片中充满了性的符号性意象。小姐的姨父是男权的集中代表，小姐和姨妈都是男权统治的受害者。在地下室举行的朗诵会其实就是男性听众集体和女性朗读者发生的性交。“毁书”那场戏之所以被大肆渲染，就是因为它是对男权的颠覆和女性的报复和宣泄。但将“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这两个概念强行捆绑在一起，却是一个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尝试。

　　同性恋争取的是同性恋爱和婚姻自由的权利；女权主义斗争的结果是女性权益，包括与男性平等的就业和受教育权利，劳动保障和健康权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反对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跟同性恋爱婚姻实在是两码事。这两个概念就像是“吃饭”和“抽烟”，两件事没啥关系，但两件事非得一块干，别人也拿你没办法。

　　或者是出于同性题材电影的创新需要，或者是因为编导对这两个主题鱼和熊掌想要兼得，导致影片现在给了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样一个印象，要么女权主义者是同性恋，要么异性恋是男权压迫的结果。两位代表女权主义的主角反抗的不仅是男权压迫，甚至连异性恋也一同反抗了。就像是有人给你做了一块芥末味的蛋糕，并且告诉你：这是蛋糕。事实上蛋糕可以是原味的，也可以是抹茶或者巧克力味，但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只知蛋糕，不知其味，也不知区别。那么吃过一块芥末味蛋糕还觉得味道不错的群众，只好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坚信蛋糕的味道是辛辣呛鼻的。

　　而且这一“绑定”导致了这样一个矛盾：影片为了展现所谓的同性恋爱之美，对两位女性主角的身体进行了大篇幅的展示和消费，这难道不是电影媒介本身对女性的窥阴和压迫么？虽然影片主题上是女权主义的，但形式上却是赤裸裸的男权。就像影片结尾两位女主用形似男性生殖器的缅铃互慰，正是弥补交合过程中男性的缺席——男权的规则已经内化在女性意识中，而影片的生产者还声称自己在高扬女性主义的大旗。

　　感到可悲的是在这样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注意力等于生产力，不提出一些出格的论调无法在内容过度繁盛的媒介生态中立足，正如《小姐》，也可能正如我写的这篇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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