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舒成

　　（作者王舒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扬州中学教师；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配图为电影《少年班》剧照）

　　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问谷歌。今天看到17岁即考入中科院连遭退学的“神童”新闻，谷歌一番以后，觉得果然日光之下并无新事。2008年即有网易新闻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员的追踪报道，指出少年班每年都有问题学生被退学，毕业成长后的学生，也有出心理问题或是与世隔绝、遁入空门的。

　　我没有凭一两则报道就要否定天才学生超前教育的意思，实际上从百分比来看，绝大部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学有所成，成为各界精英。我关注的是，总体数据成功的教育方式，也会遇到与之不相适应的学生，对他们来说，问题出在哪里？

　　新近这则神童的报道挖掘较深。可以明显看出，他有一个从小对他进行提前教育的“虎妈”式母亲，她课子极严、只问分数、包办家务。从贴满奖状和学习内容的墙壁，到高中时候的喂饭行为，我们都可以惊讶地看到并必然地想到，魏永康走在心无旁骛、只有学习的畸形道路上，其完整的生活能力和完善的人格都得不到培养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如此严格而变形的教育氛围下，母子二人的关系僵化到无法修复，母亲甚至因为儿子的退学说出“去死”的字眼——孩子的学业就有这么重要吗？

　　还有一个著名的反例。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和她母亲的故事。陈美虽然在成长过程中完全被母亲压制而获得世俗层面的成就，却对自己的现状无法满足，不仅在21岁时取消母亲的经纪人资格，此后更以滑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处处是对母亲设计道路的反抗，也导致母女二人的情感降至冰点。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母子关系只是个案。我倒是觉得这个案背后有很多历史文化层面的共性。从孟母三迁的故事开始，我们就能看出一个中国家庭为了孩子的学业可以付出怎样的代价，至于中学课本著名的课文《项脊轩志》里所提到的温情，也会夹杂着长辈对功名的期许。传统伦理中的情感本来就被秩序压制安排在次席乃至末席，多年文化基因的积淀和遗传，其势力之强，可见一斑。

　　现在的中国，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把孩子学业放在整个家庭首位的做法似乎更是理所当然。这里边，生存焦虑带来的面对现实生活的功利性考量完全占据了上风。强势的虎妈管理模式，也许对提高孩子的考试成绩有利，却无法让孩子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无法有效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悲哀，更是教育观念的沉沦。

　　这样的教育观念就是，以成绩为主要目标的求知行为是至高无上的；以及，为了成绩不顾个体生命的特点而进行的超前教育行动，总是有益的。这么一说可能抽象了些，也有人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属于个人行为的虎妈教育模式的不妥，却没有想到即便是在学校教育方法中，这样的观念也已大行其道。某中学在高二学业水平测试（俗称“小高考”）之后，立刻通知任课老师，接下来已经是高三的节奏了，请各位抓紧云云。那么，高二年级应有的方式方法和教学内容，就随着学业水平测试的结束而结束了吗？为什么要越过高二年级的半学期，提前走向高三呢？

　　扯远了，回到这则新闻。无论是世俗层面的失败（魏永康）抑或成功（陈美），他们都无法收获自己在亲情层面应有的甜蜜和温馨。比起来，我更愿意对大家讲一个我以前学生的家长的故事。在繁忙的高三，她每个星期都会抽出半天，和儿子一起去看电影。在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高三时候看电影是“不务正业”的情况下，这位家长的做法，温馨柔软，如同深夜里远方的一盏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