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时评春节系列评论(二):“资深候鸟”如何过年?

2016年02月05日 14:19:49 | 来源:荔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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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俞香顺

  (作者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都说“城里人会玩”,可我还真不知道城里人怎么过年;每到年前,我这只资深候鸟就会飞回乡下,所以我只知道乡下人怎么过年。我这么做,可以免除置办年货、年夜饭之烦,“两肩担一口”,享受现成,省力也省心,但也难免碰到些问题:我发现自己已经与现在的农村过年气氛有点格格不入了。

  春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中国乡村的生活水平、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传统年味变淡、变味势在必然。作为节日的春节恐怕不会消亡,但如果想在变化之中留住传统的年味,恐怕就有点寓言故事所说的“刻舟求剑”。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人到中年,难免易于怀旧。从感情上,我依旧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春节。

  经过了“文革”的破四旧,很多传统的民俗、节日正在复苏。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过年的时候有好东西吃、新衣服穿、压岁钱拿,小孩子都是欢天喜地的。80年代的农村比较封闭,打工潮还没有到来,青壮年劳力都还守着一亩三分地,贫富分化不严重;冬天是农闲时候,就开始排练跳龙灯、跳马灯。这些集体文化活动的总管、教练是村里的长者,他们具有权威性;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传统的宗族社会、乡村自治的特点。龙灯、马灯队伍走村串乡,带来了欢腾的节日气氛。

  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打工、做生意的多起来了,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幼妇女,平时的农村颇为冷落。春节时候,散在各地的村人纷纷还乡,村庄也开始呈现热闹。现在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吃好、穿好不再是过年的“专利”;宗族社会的长者也不再是农村的“意见领袖”,而且青壮年都忙于生计,集体活动基本无人组织、无人参与。以前的农村,包括农忙季节、盖房子等,都是“换工”,村民们在互帮互助中维持着传统的人情;现在,大家平常忙于各自打工,这种传统社会中“换工”的人情纽带也差不多断绝了。年底见面,互道寒暄之外,谈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打工、挣钱。

  总之,农村的“年味”不过是“世味”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强化了“世味”的某些方面。传统乡村的人情淡薄,社会恶俗的“成功学”也侵入了农村,成功的标准在这里约化为一条:钱挣得多。

  村里有一座祠堂,祠堂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符号”,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校舍就是村中的祠堂。在集体时代,祠堂是村民议事的场所。80年代,祠堂是村里的文化场所,当时村里唯一的集体购买的电视机就是安放在祠堂里;每到晚上,祠堂里人头攒动。而现在,每到过年,村中的祠堂成了彻夜不息的赌场,年度赌会正在开场,不乏年终炫富、一掷千金的豪客。

  每年回到老家,除了必要的走访亲戚,我几乎是闭门不出;因为除了寒暄之外,实在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文化与价值多元、乡村与精神建设,这些都是书斋里的学问,他们并没有兴趣。他们的活动,我也无法参与。即使想在村子周边走走,看看风景,也没什么可看。

  儿时的村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池塘里有成片的芦苇。塘水清澈,农妇们在这里洗衣、淘米。这个池塘、这片芦墩是村庄最美的景致,也是在外游子的“集体记忆”。唐代的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感叹:“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然而这片给我们留下美好印象的池塘早就无复旧时之波了。农民们追求亩产最大化,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四周田野里的水没有任何遮拦、净化就涌入了池塘,水质恶化。后来,这片池塘又被承包给个人养鱼,施肥、喂食,更加浑浊。鱼咬蚀芦根,芦墩也从茂密转向稀疏,终于光秃。

  我曾在一条微信中感叹,所谓故乡,除了是“父母之邦”外,几无可恋;这条微信引发了我远在异国的表哥的共鸣。确实,回家主要就是为陪父母、唠唠家常;和姐姐、妹妹们团聚,享受大家庭的温暖。不过,问题又来了,大家庭是顾到了,我的小家庭又怎么办?

  我没有买车,很难在有限的假期内奔波于父母、岳家之间;如果迁就于我、夫人随我回家过年,作为独生女的岳家就不可避免冷清。所以,大部分过年的时候,我们都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至于女儿,往往一放寒假就跟随照顾她的外婆回老家了。我夫人不止一次发愿,过年哪家也不回,我们小家庭外出旅游去。可是,甫一出口,就会遭到岳父母无声或有声的抵制,便只能作罢。我们不忍心让双方父母春节成“空巢”老人,他们都是很传统的农村人。而且,我也有点惮于出行,哪里都是扎堆的国人啊!如何过一个免于奔波而又放松身心、享受天伦的春节?截至目前,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难解之题。

  春节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客运困难重重;如果休假制度没有改善的话,“逢假必堵”仍会存在,但如何改善休假制度,则需要“顶层设计”。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里也没有归宿感,只有春节返乡才能与亲人团聚;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破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改变务工人员的现状,这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农村能够找到心灵寄托,这更是从梁漱溟开始直到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所孜孜探索的。

  扯了这么多,“然并卵”,准备收拾行囊回老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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