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钟的

　　（作者王钟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本文系作者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将正式施行，它增加了一些与时下热点联系紧密的条文，备受关注的如针对网络虚假消息的一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前，在网络上传播虚假消息，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仅限于行政处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今后，散布假消息不再被法律轻易放过，当事人将面临刑罚制裁。不过，新闻报道中编辑提炼出类似“微信发假信息，最高处7年有期徒刑”的标题，不免让人胆战心惊：今后如果一不小心在网上说错了话，哪怕本意只是一句玩笑，是不是就要被“查水表”、蹲号子了？

　　说假话，说大话，为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所不容忍。然而，就算心中的道德律令无比坚定，真能避免不说一句假话吗？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反映信息传播活动的实验是：安排若干名听觉正常、口齿清晰的人排成一队，从队首开始依次向后面一人说悄悄话，让这句悄悄话向队尾传播，往往传这句话的人数越多，到达队尾的最终信息与原始信息相比差异越大。网络信息流动的复杂性，远非单向队列能比拟，可以说，网民不经意说假话是常态，每一句话都正确却是非常态。

　　刑法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也不是挖了一个坑让信息传播者都往里面跳。根据此次增添的那款条文，传播假消息要达到判刑标准，需要符合若干条件——比如，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要足够大，必须属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类别，也就是说，传播其它类型的假消息，哪怕是一个人的死讯，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就够不上犯罪；而且，构成犯罪的人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要么是假消息的编造者，要么就是明知消息为假而带有主观恶意地传播。

　　对多数守法公民来说，不必担心自己不小心编造了假消息，因为吃饱了没事干捏一个谣言毕竟不是善举，大概也没人会这么干。人们最担心的是一不小心配合传播了假消息——微博、微信上一个转发，只需要拇指轻轻一摁。但是，现在有了“明知”、“故意”的限定，完全可以让人松一口气了。法律对公诉方提出的要求是：证明被告“明知”一则消息为假消息而“故意”传播，必须要拿出扎实的证据。与造成身体伤害、财产损失的“故意”不同，证明言论具有主观恶意，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与其谈论新刑法对言论的限制，不如多注意法律对人的权利的保障。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的覆盖面越广，法律的限制越多，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也越具体。因为，法律在规定了你什么不能做的同时，还因“法无禁止即自由”，约束了司法公器的权力边界。有了新刑法对惩罚网络虚假消息传播者的限制性规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多数情况下，尽管传播假消息依旧为公序良俗所不容，并非一件值得拿出去炫耀的事，却不必太担心警察找上门。

　　在司法实践中，公众、司法机关有必要警惕个别掌握权力的人，借法律之名谋私利之事。权力一旦操纵司法，就能不讲证据，不依据刑法规定的来，仅凭传播假消息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给人扣上个违反刑法的帽子，进而制造出冤案、错案。从这个维度看，新刑法的这条规定不只要求公民不造谣，更是要求司法部门以至所有公权力机关严格遵循法律原则与规定，对司法公器的使用抱以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