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写人”“写情”的创作思路，尽可能将重大历史事件推向背景，而将历史人物推往前台；尽可能描写领袖人物为人父子、为人兄弟、为人妻女的寻常面貌，建立他们与当下普通观众的情感连接，使得以往被反复书写的历史事件以新的体验再临观众的心灵。

　　文/谢 炜

　　日前，一部别开生面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物》在江苏、浙江、山东三大卫视及爱奇艺平台播出。该剧取材于1921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再造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同题材作品相比较，该剧在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及整体审美格局的营造上，呈现出恢弘浩荡而又清新别致的独特面貌，令人耳目一新。

　　已有多篇评论文章指出，《数风流人物》的创作，重在“写人”而非“写史”，重在描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而不着力于再现重大历史事件，又或是翻拍宏大战争场面，这一独特的创作思路，实际上反映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必然发生的创作导向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该题材创作中悄然萌发的新的创作流派的崛起。

　　长久以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展现开天辟地、乾坤翻转的历史关头，领袖人物坚忍不拔、力挽狂澜的伟人气质，这一创作导向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是唯一且必然的，非如此，不足以将党史重要关节说清说透，也无法将领袖人物异于常人的精神品质刻画精准，更无法解释，成立之初只有区区几十人、没有经济基础、更无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短短数十年间，由弱变强、拯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引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然而，应该看到，伴随着过去影视剧创作的极大繁荣，这一创作方向上，可供采撷再造的历史素材已被深度挖掘，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写作与拍摄，均有成熟、成功的作品珠玉在前，这给后来的创作者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创新？如何前行？

　　《数风流人物》的历史顾问杨胜群，长期深耕于重大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与审查；该剧编剧王青伟，多年来致力于同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其作品多次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重大奖项；在与江苏广电总台创作领导小组的共同策划、碰撞中，几乎不约而同地萌发了“写人”“写情”的创作思路。

　　这一创作思路，尽可能将重大历史事件推向背景，而将历史人物推往前台；尽可能描写领袖人物为人父子、为人兄弟、为人妻女的寻常面貌，建立他们与当下普通观众的情感连接，使得以往被反复书写的历史事件以新的体验再临观众的心灵，在可感、可知、可共情的历史人物的引领下，观众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熟悉的历史，获得更大的震撼与感悟。

　　应该看到，这样的创作方法，并不是《数风流人物》的独创，2019年上映的电影《古田军号》就是一部成功的代表作。在这部影片中，主创人员将激烈复杂的路线斗争隐入后台，将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的情感冲突置于观众眼前，观众看到的不是领袖人物的神仙斗法，而是兄弟三人的血肉亲情。

　　假如说《古田军号》是一次成功的先导，《数风流人物》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尺度上，在更为广博厚重的历史维度上，对领袖人物、先烈英模进行了全新的书写与塑造。下面以陈独秀、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的塑造为例具体说明。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自身弱小，政治上依靠共产国际的引领，经济上依赖共产国际的支持，重大问题的决策听命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共产国际给予了当时的中共党人大量热情的指导、无私的援助。然而，因种种原因，远隔万里的共产国际在遥控指挥的过程中，错误判断了革命形势，犯了不切实际的错误，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深受共产国际专横指挥之苦，痛苦愤懑却又无力反抗，主创人员巧妙地抓住了陈独秀、陈延年的父子感情，通过写这一对父子的爱恨交织，将这一段复杂纠葛的历史，清晰动人的呈现在观众眼前。

　　1926年，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国共联盟的领导权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共产党不应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应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展开工作，这一决策为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埋下祸根。可供参考的史料中，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的三方博弈令人眼花缭乱，剧作却从儿子陈延年对父亲陈独秀的公开批评写起。

　　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反对共产党的软弱退让，矛头直指当时党的最高领袖陈独秀，怒斥陈独秀昏了头，不配当党的领袖，此举将陈独秀政治上的苦闷直接转化为亲情上伤痛，他一方面痛骂陈延年“儿子反对老子”“地方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又痛心疾首地倾诉“陈延年不知道我的苦衷”，而当陈延年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受到撤职处分时，他又挺身而出将儿子护在身后，不惜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面对抗，直至引火烧身，维经斯基直接将“严重违纪”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最终，党的领袖无力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无力对抗错误的决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痛衰老的父亲，尽最后微薄的力量，保护儿子的情感不受伤害，要求张国焘，不要用电文传达处分的决定，而要亲自去一趟广州，口头传达，或许能让陈延年好受一些。

　　陈独秀父子的情感线索由此深入人心，与历史事件交织呈现，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壮烈牺牲，陈独秀与儿子分别多时，重逢已是苦雨孤坟，陈独秀在墓前喃喃叙述着延年的生平：“陈延年，陈独秀之子，1898年4月20日卯时，生于安徽怀宁南水关……自幼身体强壮，性格内向，意志坚定。脾气与乃父，一样倔强，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说到此处，已是情景交融、催人泪下。此时的陈独秀心力交瘁、内外交困，此时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戮、血流成河，此时的中国革命风雨漂泊、前路迷茫，这一曲山河同泣的悲歌仿佛汇聚于阴阳两隔的父子之间，低吟缓唱。

　　这一戏剧场景创造性地侧写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的悲壮情形，将宏观的历史悲情具化为父失爱子的伤痛，直接触碰观众的心灵，将历史记忆与血肉情感牢不可破地绑定在了一起，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陈独秀、陈延年这一对光彩照人的革命父子的形象。

　　除了陈独秀父子以外，剧中的毛泽东形象的塑造也有较大创新与突破，所用方法同样是以人为纲，以情写史。

　　剧中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作为重要抓手，反复书写。毛泽东自1927年与杨开慧分别，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从此二人再未重逢。剧中将两人之间的苦苦思恋与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提炼为一组尖锐动人的戏剧冲突。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后，立三左倾路线一度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在这一错误路线的指引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再向毛泽东、朱德发号施令，强令他们率军攻打长沙，取得中心城市的暴动胜利。从内心来讲，毛泽东何尝不想打下长沙，这样就能与日夜思念的杨开慧重逢，然而形格势禁，当时红军无力攻占重兵把守的长沙城，强行用兵的结果是将红军主力白白断送在坚城重炮之下。编剧将这一纠结的历史情境与毛杨爱情悲剧编织在一起。

　　剧中，杨开慧听闻毛泽东率兵前来，欣喜万分，然而苦等之后却得到红军撤军的消息，她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前线，依稀看到远方离去的军旗，似乎有毛泽东伟岸的身影若隐若现；而此时的毛泽东也在寻找杨开慧，在敌人重兵封锁之下，他只能派出侦查员乔装打扮、暗中查访，然而阴差阳错却得到了杨开慧已经牺牲的消息。

　　剧作者以极大的悲悯与热爱，虚构了毛、杨穿越时空彼此凝望的艺术场景，杨开慧似乎看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也似乎见到了杨开慧，随即又不得不将冰冷的史实呈现在观众眼前：杨开慧被捕牺牲，在她牺牲以前，将写给毛泽东的书信，密藏在板仓家中墙缝里，这般浓厚的思恋，直到1982年才被偶然发现。此时，杨开慧已经牺牲五十二年，毛泽东也去世六年了。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些封存在墙缝里的深情表白。

　　这个肝肠寸断的情感故事，恰好折射出当时毛泽东在政治重压、军事围困下的悲怆心境，从而将领袖人物鲜为人知的炽热情感表露无遗。

　　此外，毛泽东、董必武与张国焘的秉烛夜谈，也是一个精彩的艺术创造。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中央，执意率兵南下却遭到军事失败，次年，在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下，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回到陕北。此后他意志消沉、浑噩度日。张国焘与毛泽东、董必武一样，是中共一大代表，自1921年7月至今，当年的十三名代表殊途异路、星散凋零，留在延安的，只有他们三人了。

　　剧中毛泽东、董必武深夜到访，与张国焘倾心交谈。如旧友重逢，毛泽东的话题从年龄开始，回忆当年自己二十八岁，张国焘二十四岁，董必武三十四岁，正是大好年华，弹指一挥十六年过去，当年的誓约言犹在耳，而同行者已凋零大半。这一番慢语轻声，肯定了张国焘革命的资历、又重申了革命的宗旨，勉励他不必灰心丧气，又提点他不可忘记初心、背离初衷，亦兄亦友，推心置腹。

　　毛泽东、张国焘同为党的早期领袖，以往影视作品中二人之间的交锋，多见于政治主张的针锋相对，军事路线的泾渭分明，尤其突出毛泽东的临危不乱、力挽狂澜；这次剧中，创造性的将毛、张、董三人同为一大代表的过往情谊置于戏剧中心，将政治对手转化为知交故友，将政治谈话转化为情谊沟通，娓娓道来，温情脉脉，将毛泽东的治病救人的苦心，恢宏大度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通观《数风流人物》全剧，有如陈独秀、毛泽东一般的领袖英烈人物灿若星辰，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得到再一次精彩的重新书写。正如著名评论家仲呈祥指出：“以影视审美形式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当代对人类艺术的一种独特贡献，也是世界荧屏上一道独具魅力的灿烂景观。“电视剧《数风流人物》无疑将成为这道风景中的靓丽篇章。

　　作者

　　谢 炜

　　编 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