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中收藏着一些父母留下的老物件，它们经历了抗战的光辉岁月，也是我父母青春的见证。在我的成长中，它们时时刻刻教育着我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为民宗旨。

　　我家珍藏着一枚抗大4期的毕业证章，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至今已有82年了。

　　父亲出生在无锡南门外，太湖之滨。父亲学习很刻苦，在家无钱点煤油灯，就着灶头的余火看书。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杭州高中录取，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以往，国梁誓当竭尽努力，决心求学，日久莫懈，养吾才学，修吾人格，以待国家急需用才之时，则达吾所愿报国家民族之万一也。”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沪战失利，锡地告失，杭高也从杭州迁到金华。父亲匆匆告别家乡和父母，冒着敌机轰炸，渡过钱塘江，乘上火车向金华驰骋而去。华北战局节节失利，上海也沦陷了，江浙城市连金华在内都遭敌机轰炸，眼看敌人很快就要来到，学校上课已不正常，人人内心震荡不安。父亲心想：南京政府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参加中央军，已非所愿，谁是救中国者？

　　一天夜晚，父亲去找语文老师戴介民，戴老师随即告诉他：共产党，红军，八路军！10月，战局万分危急，“国军”在前线像决堤的洪水向大后方溃退，杭高师生人心惶惶，不少同学不告而别了。临走前一夜，父亲向戴老师鞠躬告别，戴老师说：“你走对了路，我万分欣慰。路，全靠自己去冲，革命，一定会胜利！”父亲一行，餐风饮露，来到武汉，凭地下党的介绍信，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组织下，父亲随一大批抗日救国，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阻拦，一路高唱抗战歌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母亲手中一直珍藏着的两枚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反面写有：“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十团一部”和“苏南军区政治部”等字样编号，以及这枚“八一”帽徽，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

　　母亲出生在苏州一个小康之家，其父是做烟草生意的小商人，在苏城振华女子学校读到高中，再去上海读教会女子大学。如果没有战争，也许她会找个自己喜爱的人嫁了，相夫教子，平平淡淡过一生。可是，日本侵略中国，打到苏州，阊门一把火，把家全部烧光，转眼间，从殷实的小商之家瞬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城市难民，辗转乘船来到上海。

　　我们总是好奇父母亲是怎样认识的，父亲会得意地说，那时部队里有规定，要符合“二八五团”条件（也就是要满28岁，五年以上军龄，团级干部），才能结婚，他全部符合。母亲讲：那时在新四军军部做会计，父亲经常来开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而且是开会中年纪最轻的，他们就这样认识，相知，结为伉俪，在革命队伍风风雨雨几十年。

　　父亲有一双部队发的棉袜，不知从什么时候穿起，反正缝了又补，补了又缝，一层一层，袜子已看不到原来的颜色了。父亲有针线包，补袜的木衬等，直到晚年，自己破了的衣服，仍然舍不得丢掉，补好再穿，父亲讲部队都是这样，自力更生，艰苦朴素。

　　在父母的潜移默化下，我们子女，都认为自己是部队的后代，也学会洗衣、缝袜、钉纽扣，穿衣无要求，努力培育“部队作风”。

　　父亲去世后，所在单位总参63所这样评价：“离休后依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他组织纪律观念强，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患病期间，与病魔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他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在病危之际还再三嘱咐家属子女不要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形象……”

　　1978年，在农村插队的老三考上了大学，回家一趟。第二天，父亲要他去买十斤黄豆，并给粮站的朋友写了封信：“这是我考上大学的儿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不久，插队的大儿子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其他几个子女也都招工了。看到子女平平安安自食其力，父母非常欣慰。父母离休后，精神和生活十分安宁，但是他们的不少战友没有等到这一天……每当念及，他们都满含着热泪，说： “革命不易，鲜血换来，不忘初心，珍惜今天！”

　　父母亲离开我们已许多年了，他们的一生很不平凡，父母亲没有留给我们多少钱财，父亲去世后，我们子女从他的钱包里，每人分得2角钱，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抗大纪念章、战斗故事、千补万缝的衣物等等，作为我家的传家宝，既见证了父母的初心，又时时刻刻教育我们子孙：永远跟着共产党，投入到实现中国梦的斗争中去。（来源：江苏广电无锡中心站/路明杰 注：文章中“我”为作者徐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