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

　　民族文学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记忆方式和书写方式。诉诸笔端的同时，深入挖掘作家在创作中所包含的跨地域、跨文化、跨族群的特殊含义。置于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有意识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靠近，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他们来自于本民族，立足于本民族，又回归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真实的感受。这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最基本的和首要的标志。少数民族作家们以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把文化价值取向指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展现了风俗中的传统美德，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出其劣根性，指出其落后性，从而较深刻地展现出少数民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

　　民族传统的捍卫与冲突

　　在中国，以儒道文化为本体的汉文化是主流文化。那么，伊斯兰教文化为核心的回族文化就处于支流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必然会发生冲突与碰撞。但是，“借取和吸收”并不意味着完全被同化。“清真古教”日久弥深的熏陶、“西域回合”特殊笃厚的情感，使回族在被强势文化包围的形势下，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化信仰。他们坚持“认主独一”的神圣宗旨，遵循“两世并重”的人生观念，伊斯兰教文化中最基本的元素像基因一样被一代代地复制和传承。

　　梁璧君是作为回族文化捍卫者存在的。她每天坚持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为家人为事业奔波。作为妹妹一定程度上的受害者，她又表现得异常冷酷，如她对姑姑说：“她必须得走。不得不走。”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恩怨，另一方面是妹妹玉儿的做法违背了真主的旨意，也就是侵犯了伊斯兰的教义。作为虔诚的守护者，梁璧君并不能接受新月和楚雁潮的爱情，她说：“我宁可看着你死了也不能叫你给我丢人现眼。”这其实是一种汉族文化和回族文化间的碰撞。有人腹诽梁璧君在对待妹妹亲生女儿新月问题上过于残忍，似乎有报仇雪恨的意味。其实不然，这正是她守护本民族文化“回回怎么能嫁个卡斐尔”的一种表现。

　　解读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

　　宗教和民俗能最佳地体现民族文化心理内涵和民族精神特质。少数民族向往“诗意的栖居”在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土壤上。诗意的极致是神性。人是民俗的动物，民俗是民族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它与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

　　而作品中第三代回族的代表，韩新月和父母一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言行举止谨遵教义，从不逾越。由民族性展现出的民族文化，相对时代性内容要稳定，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时代内容经过筛选慢慢沉积为稳定的民族内容，使文化得以存在；而民族内容则以其稳定给时代内容的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与日俱新。文化的时代性内容中那些反映历史进步方向的内容，形成时代精神；文化的民族性内容中，那些表现民族生命活力的内容，形成民族精神。

　　韩新月是文中二者结合完美的人物。她既吸取了回族文化中的精华：善良、勤劳、友好、美丽，又在长期学习中摒弃了回族文化中的糟粕：勇敢地和楚老师恋爱，毫不顾忌自己的回族身份，从来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异样，反感别人另类的眼神。她具有回族人民一样的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意识，她诘问为什么回族同样拥有灿烂的文化、聪明的头脑却被人忽视，为什么自己的好成绩被曲解为特殊照顾。她发誓要做中国前列的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这些都是回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表现，包括民族自豪感、亲近感、认同感、民族凝聚意识、自尊自信自强的气概、开拓进取的韧性等。

　　从韩子奇角色塑造上看回汉民族的融合与交流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民族既能够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质，又能适应社会环境生活的改变从而得以发展，其内在深层的原因就是文化的主体即全体人民对本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自信和自豪，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有意识地恢复、运用甚至再造。回族的发展个案为其他处于边缘、弱势地位族群的发展提供了昭示和启迪，尤其是在遭受汉文化、西方文化等中心、强势文化冲击的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韩子奇的描写具有独特的意味。他在最后肯定，自己并不是回回。这无非是对反对新月爱情的妻子的最大打击。但是这个汉人韩子奇却在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作为回族的义务。从生活习惯到民族心理，他早已进行了质的转变。

　　韩子奇血管里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他从朝圣老人吐罗耶定和师傅梁亦清那里吸纳了伊斯兰文化。心里上却有回汉两族融合的思想。他集成了回族祖先善良隐忍的品格，却又不守株待兔。他把汉人勤于应变的品质引入玉器行业，拓宽了视野。但是，当他的妻子因为楚雁潮的汉民身份极力反对的时候，他忍受着心里的伤痛选择了沉默和屈服。韩子奇由一个大胆冲破悲剧的勇士变成一名捍卫者身旁的弱者，由此可见回族文化已经在他心里深深扎根。

　　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几个典型人物的刻画，渗透了理性的思考、民族传统的捍卫与冲破、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回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三个关于民族文化的问题，作者生动地带入小说描写中，不动声色地带给我们深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