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百年，人类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极大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历史表明，历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均成为了世界强国。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错过了三次引领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不知不觉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又已临近，并正在推动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新科技革命时代，国家竞争的焦点将逐步转向数据空间，世界竞争的王者是数字强国。第四次科技革命，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基础，这个机遇中国完全可以抓住。

　　　　领跑数字技术硬核研发，把握科技革命主动权

　　目前，在新一轮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中，中国的赶超态势逐步凸显。在机器人及无人驾驶、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的快速追赶态势也日益明显。不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方面中国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集成电路、高精度传感器、基础软件和大型工业软件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要加速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推动智能化浪潮。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处于由实验室走向产业界的起步阶段，发展方向和突破点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必须积极应对挑战，抢抓机遇，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必须从“跟跑”转向“领跑”。目前，中国已与美国一样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研发和风险投资的领头羊。尽管该领域中国学者的整体影响力尚不及美国，但重要科技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全球AI专利数量中，美国、中国、日本位列前三，且数量接近。中国的巨大规模与像韩国或日本这样的其他技术创新力量迥然不同，在AI领域的快速赶超甚至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重视，使其专门将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崛起作为国防战略制定的核心内容。

　　　　二是要加快大数据能力建设，尽快成为数据强国。

　　一要加快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在摄像头、传感器和5G网络建设等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但欧美等国在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我们领先。二要充分利用中国的数据优势。数据的产生与占有量是数据强国的基础。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达到13亿。14亿中国人的网络生活产生数据的速度和数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包括定位、处理数据以及路径规划等显性与隐性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是驱动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也是成为数据强国的优势条件。三要培育最高、最快、最好的数据分析能力。中国的超算能力和欧美一流国家不相上下，但云计算的服务能力还很落后。四要提升数据有效开发应用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和世界一流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美国在数据应用算法的原始创新、工程实现以及系统平台等领域都有大批世界一流公司，比如谷歌、雅虎、脸书、甲骨文、IBM、微软。而我国虽然在大数据的商业应用方面发展不错，但是总体来说，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以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谁掌握了科学技术的话语权，谁就有经济发展的话语权。在经济发展方面，宏观调控是重要手段，但是如果习惯了宏观调控带来的好处后，当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的时候就老是盼着早日宏观调控。久而久之，人们就以宏观调控为考核标准来评价经济领导的能力。然而，离开科技进步力量的支撑，长期寄希望于宏观调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不可能的。每次工业革命都产生了相应的经济强国。分析三次工业革命及其产生的综合影响后，人们一致认为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目前，全世界都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创新方面寻求突破口。传统经济理论主要建立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以物质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研究对象。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品逐渐成为主要的商品形式。而数字产品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网络外部性，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随着其他使用者数量增加而增加。数字经济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李扬所言：“目前，全世界有大量经济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问题，虽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但大家一致同意，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全部经济学都应当重写。”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打破了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一方面，企业的规模边界被大大放大了，大型平台公司的规模远远超过传统企业，甚至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互联网的本质在于连接，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几乎实现了万物互联，人人互联。这种连接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局限，使企业规模实现最大可能的增长。另一方面使企业规模扩大的速度大大提升。之前的技术支撑使企业成为巨型企业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很多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成长为上市公司，成为百亿、千亿级别的公司。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概念。传统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外公布，作为中央第一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明确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其中，与其他传统要素并列为要素之一。《意见》明确，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当前数字经济正在引领新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覆盖面广且渗透力强，与各行业融合发展。因此，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同时，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如城市交通、老年服务、城市安全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中央文件中，体现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医疗机构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精准高效地开展疫情的监测分析、病毒溯源、患者追踪、社区管理等工作；有了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视频会议、网上订购等，人们才能安心宅家生活、工作、学习……

　　传统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看得见、摸得着，传统消费方式也以实物消费为主。数字技术的一大变化是使非物质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而物质经济的价值在逐步缩小。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 万亿元，占GDP 比重达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 个百分点，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 名义增速约7.85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

　　　　把握数字技术对文化的深刻影响，促进精神文化价值提升

　　　　一是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产业质的飞跃。

　　当前，以文化资源为关键资产，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发展方向，带动经济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新兴数字文化产业正在形成。2020年11月18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促进消费升级，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十分明显。传统文化产业最大的难题是受制于技术，规模难以突破，因为很多文化行业都依赖于具体的场景，而场景消费是有限的。比如，足球比赛，电视出现前，最多只有几万人可以在球场观看，电视出现后变成数百万人可以观看，而互联网技术出现后则可以达到数亿人次。

　　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大概占到文化产业规模的50%，网络新闻、数字音乐、网络视频、动漫游戏、网络广告等等发展迅猛。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几乎和现实世界平行发展。虚拟世界的道具就成了一种现实产品，游戏的场景也具有了一种真实性。而这种产品的生产已经与传统经济无关，其生产要素仅仅是人的技能、创意，甚至想象力。随着网生代的不断成长、成熟，他们完全适应了这个虚拟世界。因此，生产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虚拟偶像的出现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前不久上海举办的虚拟偶像音乐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

　　　　二是要积极培育网络舆情健康生态。

　　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构成的虚拟社会既可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也可对现实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且处于市场化与现代化历史交叉进程之中。群体结构之复杂、思想激辩之多元、意识形态斗争之激烈，尤其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表现出的突出矛盾，全球罕见。此外，网络舆情极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特别当核心资源（话语权、传播权、定性权）被社会媒体、公知大V、舆情智库等舆论场金字塔顶端力量所掌控，舆情被人为炒作、扭转、掩埋的概率明显加大，衍生的舆论暴戾、网络谣言、谩骂攻击，对舆情发展和次生舆情演变，乃至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伴随美国整体战略重心的东移，经济打压、地缘封锁与颜色政变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三大手段。意识形态驱动的“和平演变”的关键，在于离间民众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同时让民众产生一种期待，即推翻政府之后会有更美好的生活。随着中美（日）利益碰撞的升级和矛盾的尖锐，美（日）必将加大对华攻势的力度。仅日本在2016年度外宣工作上的经费预算就达到7568亿日元（人民币405亿元），比2015年度高出10.4%。2016年2月，奥巴马推出《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声称：“网络安全是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面临的‘最迫切’危险之一”，并将在2017年拿出190亿美元用以支撑其计划。所以，网络成为各国最大最集中的外宣和渗透渠道，美（日）已经向网络和新媒体平台投入更多、更大的资源和力量。西方用网络对中国进行的宣传其实是一种精神殖民，主要方式有三种：用新闻报道来“解释”你的现实；利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这种精神殖民的结果是：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存在的所有令人缺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

　　　　三是要引导网络文化的正确价值导向。

　　数字技术大大丰富了文化样式，加快了文化内容创造，给人类提供了崭新的生活体验。自拍、网红、视频上传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自我表达。同样KEEP、悦跑、马甲线等反映了人类量化自我的需求。QQ、微信是新的社交方式；密室逃脱、王者荣耀、魔兽世界等电子游戏是大数据支撑的新游戏方式。AR和VR技术，可以使人类体验到更多的刺激和快乐。但是数字技术也导致过度娱乐化、价值空心化等现象。网络文化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化价值导向。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上做足文章，以优秀的数字文化产品引领社会风尚。二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选取素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数字文化品质内涵，打造更多富有鲜明中华文化内涵与特色的精品力作。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这就为中国网络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