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转型是冷战后美国确保军事优势的重要保障之一。根据兰德公司的阐述,军事转型是指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既非快速变化,也非简单的武器装备改进,而是强调军事领域整体质变以及这种变化逐步推进的长期过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明显加快了军事领域的调整与改革，新一轮军事转型的基本逻辑和调整态势逐步清晰。

　　具体而言，一是确定“基于威胁”的转型路径。这是美国在现有资源难以支撑“全频谱”能力建设的背景下，对始自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基于能力”建军思路进行的根本性调整。

　　“基于能力”模式更强调军事规划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立足于通过发展所有关键领域的军事能力。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国家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是核心挑战，声称“美国应在自身有优势、敌方处于劣势的领域与其竞争”。这意味着“基于威胁”成为美国在新国际环境下的建军选择，全面聚焦中俄军力优势和短板，以此为核心带动军力优势的重塑。为此，美国各军种相继制定了“多域战”“分布式杀伤”“动态军力部署”等聚焦“核心挑战”的新战争理论和作战概念，并逐步应用于美军行动。

美国海军在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中出动双航母编队

　　二是同步扩充军费和军队规模，力求扭转两场战争以来长期存在的“战备水平低”和财政受限局面。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规避“自动减赤”机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2017年以来连年追加国防预算，2020财年预算申请已增至7500亿美元，奠定此轮军事转型的财政支撑。同时，特朗普政府调整自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的“减量增质”建军方针，转为“量质并重”。继2018财年扩军1.66万人，2019财年再增1.56万人，结束了美军2009年之后规模不断缩减的局面，同时全面增加原有军备采购计划的数量。

　　三是通过国防管理机制改革带动军事转型。在此轮转型中，美军实施的国防部管理体系、军队编成、采办机制和人力资源改革举措，堪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机制变革。例如，美国防部设立独立“首席管理官”，将原有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部长职能进行拆分，以提升工作效率和军费使用效益，裁减冗余重叠机构，加强成本控制。

　　美军还顺应大国竞争和战争形态演变的要求，推进军队架构改革，包括新建陆军未来司令部、重启第二舰队、升级网络司令部、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级别的太空司令部等。此外，美军在此前“未来部队”建设的基础上，以战争形态为牵引改革人力资源制度，使之符合应对大国竞争的需求，维持人力资源的长期优势。

　　四是着眼未来战争形态，打造新型战争模式。美国明显加速了新空间领域的威慑能力建设，包括提前完成网军建设计划，网络作战的相关构想、计划和工具基本成型到位，并在中东反恐战场等用于实战;除设立太空司令部，还出台太空作战条令，首次确立太空是与陆、海、空类似的“作战域”，提出“空天联合作战区域”概念，推动太空作战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同时，美军加紧规划并探索智能化条件下的作战模式，各军种制定“智能化发展路线图”，从军事理论层面探索未来科技条件下的战争制胜模式。新型战争模式的探索，沿袭了历史上美军转型的传统做法，旨在以理念上的先发制人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形成针对对手的新“代差”优势。

　　五是在重要战略方向重塑地缘军事布局。在此轮军事转型中，地缘军事布局的重点是用好存量，通过全球行动、部队运用、力量机动等模式创新，进一步夯实既有军事布局，确保重点区域的军力优势。为此，美军以“印太战略”为牵引，依托从西太、印度洋的“双向挤压”方式，打造围堵、牵制地区大国的新架构，进而寻求从更宏大的地缘版图、从海陆两面塑造新的地缘优势。在此过程中，美军尤其注重提升现有军力部署形态和区域作战概念的创新性，在确保军事基地、设施使用等传统方式的同时，运用新的前沿存在和兵力投送方式，提升军事存在“动态性”和行动“不可测性”。

　　美国此次军事转型将进一步刺激近年来出现的国际军事竞争，加剧新型军备竞赛风险。

　　一方面，美国此次军事转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导向，更有引导竞争、刺激竞争进而将对手拖进军备竞赛陷阱的考虑。从美军六份战略文件和转型实践看，美军已经认定“竞争”是其应对军力优势缩减的有效手段，也将“竞争”视作在“灰色地带”条件下向对手施压的有力工具。例如，美国防部“印太战略”明确提出要扩大与对手的“竞争性空间”。

　　另一方面，从近代国际军事变革的经验看，大国的军事转型往往存在深刻互动关系，容易导致军事竞争或持续性军备竞赛。美国试图通过此次军事转型引领新的军事变革潮流，在相对稳定的技术水平条件和战略战术环境下，大国之间的相互“学习”“模仿”早已成为国际军事竞争的常态，因而近年大国的军事变革方向和路径呈现出较大趋同性。在此背景下，围绕资源投入、人员素质、军事机制等核心要素的竞争之外，转型速度与质量、竞争路径选择等很可能成为塑造未来国际军事竞争的关键因素。

　　美国军事转型的相关政策调整正逐步实施，但其未来前景仍然面临不少不确定性。

　　从内部看，美军作为运作复杂的庞大体系，历来就对军事变革“心存敌意”，庞杂的利益纠葛、根深蒂固的军种文化以及官僚体系的传统惯性，往往成为阻碍变革的根本因素。美军当前转型涉及对国防管理机制的新调整、军费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建军思路的重新规划，势必因触动既有利益格局而面临内部羁绊。

　　从外部看，美国军事转型同时瞄准中俄，而两国相对军力优势各异，对美国构成不同程度、不同领域的挑战，这将明显加大美国军事转型的运筹难度。同时，在新的军事技术变革浪潮中，美国并未如核时代、信息化时代那样一枝独秀，先发优势并不明显，也难以依托掌握单一技术优势而引领整体性军事变革。面对战争形态潜在变迁，军事转型的方向和路径选择、技术研发的优先性、资源投入方向等重大问题，导致决策失误的风险明显增大，将给美国军事转型增添更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