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风声趋严，将给代购者们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有怎样的打算？

　　政策倒计时

　　囤货、发货、清关VS有空打游戏了

　　12月19日，王颖(化名)将30多罐奶粉装进后备厢，开车前往离家2公里的快递公司。将这些货发完后，她计划好好休息段时间。“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澳洲的快递要1月后再营业，终于可以轻松点了。”

　　28岁的王颖在澳洲做了4年时间的代购。如今她手中有两三百个固定客户。“大部分都是年轻妈妈。代购的也都是奶粉、保健品等。”王颖告诉记者，“和欧洲不同，澳洲很少有奢侈品代购。毕竟不是生产国，价格和国内相差无几。”

　　最近一段时间，她特别忙碌，手机里不断传来客户下单、催单，以及临时加单的短信。每天早上9点不到，她就得开车辗转于各个药房和商店进行采购，下午再将货拉到快递公司，按着订单逐一发货。

　　早在几个月前，澳洲的代购们就特别忙碌。“电商法快实施了，国内客户都开始疯狂囤货。”王颖说。

　　今年8月底通过的《电子商务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让海外代购从业者人人自危。

　　王颖在意的是，据国内知晓电商法的朋友透露，国内市场或许将对奶粉保健品做出明确规定，如果没有中文标签，或者不是国家认监委认证工厂生产的奶粉保健品，一律不得销售。“这很可能断了澳洲代购者们的出路。”王颖说，当她将这一消息发布在微信群后，客户开始疯狂下单，“大家都担心以后货不好收到，现在在提前囤货吧。”

　　当王颖来到快递公司时，32岁的刘伟(化名)正忙着安排人员将堆满库房的货物全部打包装车。看见王颖的到来，刘伟隔着老远就问：“货多吗？多了装不下了。”在得知王颖需要打包三四个包裹后，刘伟算了算货物体积，“赶紧填单子吧。趁最后期限到来之际，能发走就发走。”

　　2016年，刘伟在澳洲开了一家快递公司，帮助当地代购将货发回中国。如今他却忧心忡忡，他担心的是，如果代购受电商法影响减少，自己未来同样也会受到波及。

　　12月21日下午，40岁的韩林(化名)站在位于香港旺角的办公室内，有条不紊地将才从奢侈品店买回来的化妆品、手表等包装撕开。一旁的“水客”头子正在做着准备，他们计划最近几天将这些货品带往国内市场。

　　韩林抹了把额头的汗水，半小时前他接到一位合作多年的清关公司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货可能出了点问题。

　　作为一名从事代购10年的“老江湖”，韩林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海关认为邮件内物品超出限额，希望他去补税。这不是他最近这段时间里第一次去海关，两周前他才因同样的原因被海关叫去，最后不得不将3万多元的税款补齐后才将货物取走。这让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

　　当天晚上，一河之隔的深圳。曾经每天都会出没于香港和深圳之间，忙碌于带货过关的赵丹(化名)，难得主动邀约朋友玩起游戏来。他已经在考虑转行了，“海关查得越来越严了，谁也不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情况。”

　　小代购者的选择

　　一年赚十几万，和上班差不多，考虑转行

　　王颖并不清楚海外代购究竟是从何时兴起，但她清晰地记得，自己2014年第一次到澳洲时，身边几乎所有朋友都在做着代购生意。

　　“门槛很低，只要你在国外，就可以入行。”12月21日，王颖向记者回忆。到澳洲的第二周，她就开始在朋友圈发出代购广告。

　　商务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部分国内外商品在品类上的质量差距，以及进口商品的国内外差价，促成海外代购的出现和壮大。

　　王颖所接的订单，大部分都是以奶粉为主。由于品质和价格等优势，澳洲奶粉一直是代购市场的热门商品。以澳洲一款热门奶粉为例，其在国内商场售价为490元人民币，而在澳洲当地售价换算成人民币仅为220元。国内不少年轻妈妈们更偏向通过代购购买。

　　但代购奶粉并不轻松。客户为了确保不断货，每次下单数量都在8-10罐。但澳洲销售奶粉的药房只允许每人购买2罐，如果要买齐客户所要求的数量，王颖需要跑四五家药房。

　　王颖算了算成本，将奶粉代购价定在270元，“每罐赚50元，挣20%的差价。”她曾经一度计划将价格提上去，但在同行处转了一圈后，打消了这个念头：“为抢市场，很多人只赚二三十元，要是涨价的话，估计没人买了。”

　　每天起早贪黑地抢购奶粉，让她一年内赚到了13万元。这和在澳洲当地找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差别不大，但王颖看重的是代购时间更自由。更重要的是，在没找到合适工作前，这笔收入能确保自己在澳洲当地生活下去。

　　时间自由吸引了越来越多代购的加入，21岁的胡天(化名)正是其中之一。

　　2018年初来到澳洲一所大学读书的胡天，曾计划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零用钱。结果一打听，身边同学没人打工，都在忙着做代购生意。

　　胡天算了笔账：澳洲允许留学生每周打工20个小时，而在当地华人餐厅或者快递店打工的薪酬通常为每小时55元。“看似每周薪酬有1000多元，一年能赚到五六万元人民币，但由于学业压力较大，复习考试的时间也长，很少能确保每周能工作这么长时间。每年最多赚到二三万元人民币。”

　　“代购比较简单，每天往朋友圈里发图就是了，接到订单后再抽时间去买。”胡天曾加入当地一个学生代购群中，群中每天都有上百条代购信息，谁有时间谁就接单。“所有人都希望通过代购挣点零花钱，让自己过得舒适点。”

　　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2018年8月，一条突如其来的政策消息，让他还没来得及通过代购挣到多少钱，就被泼了一盆凉水。这几乎断了王颖和胡天的代购出路。“本来现在代购行业竞争激烈，利润越发少了。如果还要加上税的话，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王颖表示，“实在不行就转行吧。”

　　大代购的焦虑

　　不敢轻易发货了，“风声紧，低调点”

　　韩林的手机一阵震动，一位国内代理商向他发来几张Prada当季热品的图片：“这颜色订一个。”

　　思索良久后，韩林决定不做这笔生意，“没货了，暂时缓缓。”同时他不忘叮嘱对方：“最近风声紧，低调点。”

　　“能不低调吗，现在不管是从香港还是欧洲发往国内的货都基本处于被拦截状态。”12月22日，韩林告诉记者。这是他从事代购10年来，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如此不安。

　　2008年，韩林投资60万，和两个代购行业“圈内”朋友在香港合伙开起一家专营奢侈品代购的商贸公司。三人分工明确。一位合伙人常驻欧洲，拉拢奢侈品门店导购，组织数十位留学生当买手，随时抢购热门商品。另一位对海关熟悉的合伙人负责运货回国。韩林则在微信、论坛、QQ上推广销售、发展国内代理。

　　那段时间里，Prada，LV等众多奢侈品在韩林的运作下，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向香港、内地等市场。他也从中获得不菲回报，“一年能赚到一两百万吧，每个月至少是10多万的收入。”

　　为了迅速扩大渠道，韩林特意在国内招募了20多位代理商。每天他都会将最新款的奢侈品图片发给对方，由代理负责在朋友圈宣传推广，一旦有客户订货的话，则由韩林直接发货。

　　“欧洲奢侈品价格基本上是国内价格的7折，有时候遇到打折季会更加便宜，而我们往往是8折的价格提供给代理。”韩林介绍称，“这行业就像金字塔般，代理也会找自己的下线。下线越多意味着走货越快，赚得也就越多。”

　　2018年8月，电商法即将出台的消息传出。原本并不在意的韩林发现，不少自己下线的代理逐渐消失。更让他恼火的是，以往原本顺畅的运输渠道，如今也变得格外艰难起来。

　　韩林介绍，“以前发货通常是使用快递直邮，速度快且安全。”然而最近这段时间里，快递公司对货物检查尤其严格，稍微超额就会拒收。这让韩林颇为无奈，“不管是欧洲直邮，还是香港发货，包裹在国内海关都面临大概率拦截，不敢轻易发货了。”

　　近段时间里，韩林每天都会安抚旗下代理商和客户“耐心等待”。为了将货送回大陆市场，他决定重启最初由水客带货的老方法，先将手中的一批化妆品运送到内地市场。“算是政策实施前的一次试水吧。如果被海关查到，大不了缴纳税款。”

　　但他的老搭档赵丹(化名)却拒绝了韩林的要求。“离电商法正式实施就几天时间，海关也加大了检查力度，现在去完全是自投罗网。”12月23日，赵丹向记者坦言，“最近随时都听闻各地海关严查的消息，没人敢贸然去尝试。”

　　让代购们害怕的是，人肉背货一旦被查，不仅货品容易被海关罚没，更可能面临牢狱之灾。2014年3月，北京市高院对离职空姐代购案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空姐李晓航获刑三年。该案一审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前空姐李晓航有期徒刑11年，二审发回重审，后改判3年。

　　“风险太大了，现在先缓缓，今后再说吧。”赵丹如是说。

　　快递公司受波及

　　为留住老客户不得不降价，未来成本或翻倍增加

　　12月20日，发完最后一箱货的刘伟，坐在空荡荡的库房前，抽着烟。

　　几分钟前，他刚结束了和国内长期合作的清关公司的沟通。他希望对方能在1月1日后，仍能以双方当前的价格继续合作。但对方委婉地表示，如果货量明显减少的话，会重新考虑彼此的合作价格。

　　“代购如果减少的话，对海外快递行业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刘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货量的减少，无法在运输以及清关公司手上拿到更低的价格，快递成本自然随之提升。”

　　2016年，刘伟在澳洲开设了快递公司，帮助当地代购将货发回中国。由于收费便宜，加上清关快捷，他的公司很快成为当地代购们最爱合作的快递公司。记者了解到，通常快递公司在接到当地代购准备寄发的货物，通过当地货代在澳洲海关通关后发往国内海关，再由所合作的清关公司对商品进行清点，并把相应资料递交给国内海关，海关再按着资料清点检查后放行。

　　“过程并不复杂，但需要打点好每一环节的关系。”刘伟解释称，“更重要的是你的货要达到一定量，对方才愿意给你最低的价格。”刘伟算了笔账：公司快递费用为每公斤50元，每超过一公斤则按照每0.1公斤收取5元的额外费用。如果按照每次发货量为2吨计算的话，那么每次能收取10万元费用。而每次所需要支付给当地货代的费用为2万元，国内清单公司的费用则为每公斤12.5元，2吨则为2.5万元。“基本上每走一趟2吨的货物，利润能赚到5万元。”

　　但这并非刘伟最终到手的纯收入。为了方便囤货，他在澳洲当地租赁了一个约为700平方米的仓库，每月租金需要支付2.8万元，加上物管、水电等费用，以及2万-3万元的人力成本，每个月固定支出近6万元。这意味着，他每个月必须发二三趟货，才能从中获利。

　　“现在华人快递公司越来越多，服务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选择最便宜的一家进行合作。”12月23日，王颖向记者表示，“毕竟代购就是个赚差价的行业，没办法接受太高的快递费用。”

　　为了留住老客户，刘伟不断降低价格，“基本老客户就是40元一公斤，而如果每周都会寄上百罐奶粉的大客户，价格可能会减少到30多元。”

　　最近让他担心的是，随着电商法的实施，澳洲当地众多小代购陷入对未来的恐慌，以及是否转行的担忧中。而一旦代购减少，自己发货量必然也会减少。

　　“这就是个金字塔阶梯式的价格差别。”刘伟向记者表示，只有货量越大，才能在货代以及清关公司手中，拿到最低廉的合作价格。如果一旦长期出现货量减少的情况，未来合作价格肯定会翻倍增长，“到时候要么自己少赚，要么只能增加在代购邮费上。”

　　代购们的未来

　　行业趋于正规化，坚守or退出？

　　电商法实施后，或许中小代购很难生存下去。

　　“电商法的实施，对C2C模式的个体代购影响最大。”12月23日，王颖向记者表示，“个人代购将迎来洗牌的局面，明年或许将减少近50%的从业者。”

　　几天前，王颖在客户群中宣布，自己很可能会在电商法实施后退出代购圈。却收到众多客户挽留。“大家都希望我继续做下去。”王颖说，“但没办法，再做下去不但利润越发微薄，更可能随时被查。”

　　“一直以来，海外代购成本低，国内需求量大，催生了一大批海外代购从业者。对于走量较少的代购，本来利润就不多。一旦开始交税，其生存空间自然就变小了。”12月24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分析称，“《电商法》实施前，代购的利润点在于免交关税、消费税等，也是和以往的执法依据不够明确、执法程度不够到位有关。但《电商法》明确规定代购办理主体登记及纳税问题，成本自然就上去了，价格也会相应地上调，其优势也会减少。”

　　但曹磊同样认为，《电商法》并不意味着代购被判了死刑。电商法并没有禁止个人代购。政策的出台能淘汰掉行业内不正规的“小代购”，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旦将走私、水货，以及避税的非法代购都打掉的话，市场就是阳光的了。”12月24日，国内知名跨境电商平台波罗蜜联合创始人许胜向记者表示。

　　2015年7月，主打日韩商品销售的波罗蜜平台创立。“我们在这3年时间的发展中，曾多次遭遇市场中所涌现的水货、避税商家的价格冲击。”许胜说，代购市场中屡屡发生的假货、低价等乱象对行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让他极其不满。

　　“电商法之前，很多是个人店铺，很难监管和普查。电商法出台之后，明确从业的必须是法定代表人，降低了违法运作的隐蔽性，增加了违法成本。”许胜向记者表示，“更重要的是，给合法商家提供了更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以及给消费者带来更安全和可信的市场和商品。”

　　“如果真要收税，那就选择不做了。每个月大不了还是去找份工作，或者给一些跨境平台做买手。”胡天说，如今他身边的同学都开始逐渐退出代购圈，之前所加的微信群，人数也从100多人减少到70多人。“有时间的话，帮朋友或者老客户买点东西就是，就当义务帮忙吧。”

　　“很多朋友都决定转型。”12月24日，在日本工作的张思(化名)称，在日本已生活3年时间的她，此前在工作之余一直做着药妆代购。

　　此次电商法出台后，张思曾在网上查阅了各种政策解读和分析。在她看来自己入行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如果代购法实施起来的话，自己只能选择转行。“不可能为了代购特意去注册公司。”张思说。

　　张思称，此前自己身边有30多个华人朋友在做代购，如今有10多个已经决定不再从事代购生意，剩下的人则处于观望阶段，“到时候还是看政策实施情况，宽松的话看能不能继续‘铤而走险’，实在不行的话就转行吧。”

　　韩林也开始计划将主要市场搬离国内，“之前有不少香港本地，以及韩国等地的客人。如果国内市场越发严格的话，先看能不能转移到这些市场当中。”

　　决定“坚守”的还有威尔士人理查德，他曾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自2016年回到威尔士后，就一直在经营自己的代购生意，如今已有300多个固定客户，每年能通过代购赚到20多万元。

　　“我该怎么办？”理查德如今正托国内朋友四处打探消息，“不知道未来，一切都看2019年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