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本报记者 刘慧 国家外汇管理局7月下旬表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稳妥有序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近期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都研究了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问题。政策和举措都在不断推进中。 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 据6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而各国对新兴经济体的FDI投资更是下滑了14%，至6460亿美元。 “国际上很多文献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经济影响是积极的。中国是一个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的目的地。”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米高·恩莱特近日在北京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他给出了一组数据：2016年，中国接受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今年可能略下降一些，但应该能超过1000亿美元的规模。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能达到10%。 米高·恩莱特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整体运营、整个供应链和渠道都会产生影响。最近几年外商投资数量不断积累和增加，整个产出销售等也比总体投资数量要大很多。比如说，外资帮助了中国实现汽车产业现代化，还把全球商业最佳实践的标准带入中国，也为中国企业带来全球的机会。在上海，外资企业在全市的税收占到三分之一，贸易占到三分之二。天津有很多当地的龙头企业是外资企业推动建立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对记者表示，2007年前后，中国全部出口中外资企业贡献了70%多，包括合资企业，贡献非常大。按照这个数据粗略估算一下，外资对中国GDP贡献可能比想像更大一点。 对外开放合作有利于中国 “中国因为外商投资带来的收益，可以说在过去35年中是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管理也很有效。”米高·恩莱特表示。 在其看来，如果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规划，包括“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规划等，中国的一些领导者也在讨论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可以发挥作用。“其实不管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单独不可能靠自己实现发展。”恩莱特说。 他举了制药公司的例子：瑞士和德国的制药公司在美国主导了百年的时间，但现在是由美国在主导制药公司。在百年的时间里，美国都在向全球优秀企业学习，建立大的研发中心，培训了整整一代的美国科学家。“所以，这不是一个封闭的合作，是开放的合作，但花了很长的时间。” 恩莱特说，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挣到了钱，又再次把钱投入到中国。很显然，中国FDI的增长步伐已经放缓了，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的，主因是中国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而且大部分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企业主要是到中国来销售产品，而不是要从中国实现出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产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比如计算机、鞋袜、衣服等，有些投资已转向了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已成为像三星这些企业的主要生产国。还有些外资主要投入了中国服务行业。它的投资相比过去的制造企业投资的体量是要小很多的。所以，不要使用FDI这个数据本身衡量外商投资和外商企业对中国GDP贡献的指标。 此外，恩莱特也认为，现在中国的市场环境变得更加艰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也因为中国企业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中国企业越来越强，成为外资企业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现在调整外商投资目录，进一步实现对外开放，一些经济部类希望会进一步增加。各种各样的行业都能从外商投资中受益，比如说金融行业、物流行业都在实现对外开放。 徐奇渊则认为，外商流入吸引外资下降的原因，有一些是趋势性，比如劳动力上升成本因素，但并不是长期存在。比如从2015年汇改以后的汇率贬值压力，这不是长期出现的情况，只是在过去两年中出现的情况，主要跟汇率政策有关系。如果挺过这段时间，外商投资从汇率考虑，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市场动荡和政策不确定性。从2015年开始，每个市场都有较大的波动，比如股票市场。外汇市场2016年10月和12月两次大的波动，这对于中国外商投资和中国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影响。但证券市场正在逐步完善，从周期性来看是金融风险高发的一段时间，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直接影响。 对外开放思想保持一致 中央政府在多个场合，包括“一带一路”倡议、APEC会议、G20会议都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对于如何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徐奇渊认为，首先，对外进一步开放要匹配对内的开放，对外资开放的同时也要对民营企业开放，给所有企业提供真正公平开放的环境。其次，抛弃不对称开放的政策。什么是不对称开放？在热钱流入时，2007年、2008年，强调资金流出去，限制资金流出来。到了2015年，资金大量外逃，现在又鼓励资金进来，但避免流出去。这就带来一个误区，把几十年开放的长期大趋势调整为宏观调控，这会影响声誉，并影响到投资者信心。再次，开放需要有逻辑一致的指导思想，而且思路要有前瞻性。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要一致，要有逻辑性，不能对别人和对自己不一样。 最后，徐奇渊谈到能力建设的标准。阿里巴巴和腾讯最早创业的时候接受股权投资、PE、VC这些投资都来自国外，很多人说其可能是外资企业，但这些企业跟一般的外资企业不同。什么样的企业对国家的发展能力建设有帮助呢？至少要满足以下三点：境外投资在中国，主要的岗位领导人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企业研发部门应该在整个中国研发体系框架内。用这三个标准来看两家企业，就认为它对中国发展能力建设是有帮助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再来反思我们引进外资的得失，应该能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