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晨雨

　　（作者欧阳晨雨，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学生“应亲自参加课堂听讲、上课不迟到、不玩手机”，老师“上课期间不得坐着讲课，不得照本宣科”……见过形形色色的合同文本，还没见过这般新奇的“课堂合同”。 

　　近日，重庆交通大学王现兵老师在本学期的第一节《民法学》选修课上，跟140名大学生，点对点签下了一份《课堂合同》。这份“合同”共有15条，甲方是王现兵老师，乙方是上课的大学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成了“白纸黑字”。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份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所谓合同应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这份《课堂合同》中的老师，就不是适格的合同主体。因为，老师与校方已有劳动合同在先，高质量教学、维护课堂秩序，也是其履行该合同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主体资格”拿着这项早已存在的合同义务作为新砝码，再换取学生的“牺牲”权利、“增添”义务。 

　　再者，这份“合同”也欠缺“意思自治”。任何合同的前提，都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也就是双方必须自愿而为、协商一致才行。虽然，该老师也说了“同学们有权不签这份合同”，但事实上，面对授课老师的特殊身份，这种“自愿”毕竟打了折扣，如签订过程中，就“有同学吃惊，有同学诧异，还有同学或许有些迟疑的想法”，但还是签了。

　　所以，本质上，“课堂合同”只能归之为一种教育创新。年轻的老师没有拘泥于照搬照讲，将合同法的知识灵活运用于课堂中，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合同的格式与要件，比起常规的教学法，应该会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但除此以外，这份“课堂合同”的背后，还潜藏着一个大命题，就是大学课堂秩序怎样才能变得更好？ “合同”中所提到的学生“不许迟到、玩手机”等行为，事实上是现在大学课堂上普遍存在的问题，逃课、代人听课、上课打游戏看小说的并不少见。某大学曾发起一项上课不玩手机挑战，95%的学生一天就败了。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总是和经常参与课堂的比例并不高，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作为老师，希望学生能认真听讲；作为学生，则期待老师生动教学。但让两者连通起来的“桥梁”，并不在于这份别出心裁的“课堂合同”，而是真正的“合同”及“大学主体”。 

　　校方与老师之间签有劳动合同，老师履行授课义务，也就享受相应的权利。校方与学生之间，也形成了契约关系，学生缴纳学费，便享受校方提供的高质量教育服务。如果课堂秩序等方面出现了问题，校方就应当反思，究竟是“两个合同”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哪一环出了问题，又应于何处“破解”，而不是让其他主体“搭线”“创新”。 

　　当然，作为合同的另一方，也不是就无所作为。高校教师作为大学“主体”，可为大学治理提供创新思路，体现“大学之大”；而学生亦非纯粹的被治理对象，他们理应参与学校的公共事务，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翁。 

　　就像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影片《死亡诗社》中，老师“船长”基廷用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激发出强大的思想魅力，引发了学生们的强烈共鸣和反思。但在保守的威尔顿预备学院，一个有思想的老师，以及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却受阻于保守僵化的校方，难以撬动传统教育模式。如果辅以校园民主的空气，以及校方的顺势而为，显然结局会更加乐观。 

　　同样，在民主的氛围内“教学相长”，理顺合同的权利义务，恐怕比单纯的“强制”，或是一份吸引眼球的“课堂合同”，要好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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