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耷子

　　（作者耷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影评人，执行制片，江苏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理事；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电影《天空之眼》，评论界提及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的一个名叫“电车难题”的著名思想实验。这个实验让人类的道德抉择陷入了一个永远无解的深渊中：一辆失控的电车呼啸而来，五个无辜群众被一个疯子绑在了铁轨上，你完全可以拉一下拉杆让电车迅速变道，但不幸的是，疯子在另一条铁轨上也绑上了一个人。这个究竟是用一条命换五条命，还是坐视五人毙命的问题，成了“功利主义”中最具争议的人性死穴。

　　在《天空之眼》中，“电车”变成了随时可以扑向地面的导弹，“五个人”变成了即将被恐怖分子消灭的80个平民，“一个人”则是一个人畜无害的穆斯林少女。至于“疯子”是谁，这是影片最想讨论的事。与《刺杀本·拉登》相似，《天空之眼》有着伪纪录片式的强大魄力，从飞入恐怖分子会师基地的蚊形侦察器，到悬在所有人头上的隐形轰炸机，无不显现着“上帝视角”的优越感，无论你逃向何处都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死，多数人的命运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种“后9·11时代”的反恐模式，在无数影视作品中早已形成套路：镜头的穿越与俯视，很容易滋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游戏感”，人类的面孔通常只被“目标”这个冰冷的单词所替代。《天空之眼》的惊人之处在于：同样的视角与道具，却可以以“电车难题”为圆心，圈出一个更加复杂和诡异的道德黑洞，“疯子”不再是令人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而是每一个坐在监视屏面前、貌似在争取“最大利益”的操控者——他们或强调理性，以证明歼灭行动的最优结果并不以一个小女孩的性命为转移；或伪装感性，以人道主义的立场临时缝补可能出现的道德瑕疵。

　　只是，当炸弹杀死一个女孩的概率提升到65%时，所谓的理性和感性统统失灵了，那种焦灼感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在《卡桑德拉大桥》中，宁可杀死整个火车的人也不能让一个疑似病毒携带者潜逃，本质上也是一个因权衡所谓最大利益而造成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对生命的惋惜，是这两部电影可以撞击人心的直接原因，但《卡桑德拉大桥》的片眼却是女医生对冷酷上司抛出的那句讽刺：“你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天空之眼》中，正是因为有着数不清的“承上启下”的人才夯筑起了一个荒谬至死的反恐体系，从军方到当局，逐渐被撕开的责权关系让人啼笑皆非，越是高层人物给出的“决定”越模糊，让追求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变得不堪一击。

　　《天空之眼》从任何层面看都是一部足够严肃、并且观赏性奇佳的上乘之作，来自南非的导演加文·胡德也终于因此片找回自己的尊严。胡德2005年凭借《黑帮暴徒》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之后被好莱坞体系扼制，连推《金刚狼》《安德的游戏》两部平庸之作。《天空之眼》和《黑帮暴徒》有着相似的人性肌理，后者讲述的是一个犯罪青年为了拯救一个婴儿而面临生存困境的故事，而《天空之眼》里的“婴儿”便是那个一根筋卖大饼的无辜女孩。胡德对关键角色的行为模式和性格描摹，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尽管本片汇集了海伦·米伦、艾伦·瑞克曼等一大票明星，但胡德却从容地花费大量篇幅，展示了一个穆斯林女孩庸常的生活画面——与“炮火摧花”这种制造高反差的常规手段不同，片中的这个女孩学习并不聪明，还带着一点憨萌气质，让人在绝望中还能感受一丝喜感，而她玩着呼啦圈时被父亲呵斥回到屋子的细节，又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女性在那个世界所遭遇的悲苦与压抑，这无疑让女孩的遭遇变得更加令人心伤。

　　稍显遗憾的是，比《刺杀本·拉登》更具穿透力的《天空之眼》，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季中几乎被忽视，但这并不影响此片沉甸甸的价值，影片的优秀终归可以通过时间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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