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耷子

（作者耷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影评人，执行制片，江苏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理事；本文系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获奖片《坠落的审判》，似乎是一部讨论热度远大于票房热度的电影。

从片名看，《坠落的审判》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部推理片或是法庭片。但纵观全片才发现，影片最无关紧要的元素，就是“死亡”本身。女作家桑德拉被指控谋杀，她的丈夫塞缪尔被发现死在了他们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偏僻小木屋前。这里人迹罕至，没人知道他究竟是自杀身亡，还是被人推下来的。他们的视障儿子，似乎成了唯一可以解谜的人物。

起初，我们会习惯性地带着这个问号，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真相的探寻上。但这个罗生门式的结构只是一件外衣。我们的关注点，逐渐从对案件的追问，悄然滑向了对婚姻真相的剖析。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始终在强调，生活中有太多看似客观、毫无争议的“事实”，但这些事实都是非黑即白的“真理”吗？显然不是。正因为此，影片始终都没有以全知视角对塞缪尔的死亡过程进行展现，所有的情境还原都源于法庭上的激辩陈诉。选择相信谁，由观众说了算。

但是，这种模棱两可、悬而不决的设定，全然没有轻视观众的判断能力，因为影片抛向观众的最高光段落，来自塞缪尔死亡前一天留下的一段秘密录音。这段在法庭上引起“炸裂”效果的音频表明，这对夫妻确实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且歇斯底里地——动了手。

这段争吵，在文本上有着无懈可击的逻辑交锋，你看不见任何立场，却可从中找到答案。婚姻悲剧，如同其他悲剧一样，在于一个人看到的关于对方的一切，并非全部都是事实。桑德拉和塞缪尔的婚姻困境，就如同一座“叠叠乐”木塔，夫妻双方每抽掉一根积木，都在为生活叠加一层压力，当根基被抽空，无以再承受上层的重压时，木塔便会在一瞬间崩塌。

尽管并未对这段婚姻的崩坏原因给出明确立场，但《坠落的审判》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表现了一个已婚女人，在奔赴成功和处理婚姻关系时所做出的种种挣扎。

在该片举办的北大映后访谈中，导演特里叶对于男嘉宾们试图弱化影片关于女性议题的表达，做出了冷静而精确的回应——她的女性身份，对于创作这部电影非常重要，影片包含着深刻的女性主义议题。最直观的一点，是桑德拉在法庭上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那个“表现卓越”、口才出众的检察官。这个角色，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工作者一种身份，而是被巧妙地集成了公众对一个女性的多重审视，其中既包含着所谓公正、秩序、伦理和规则，当然也夹杂着质疑、猜测、偏见，以及带着性别观点的莫名愤怒，甚至恶意。法庭上那种挥之不去的窒息感，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有些人来说，一定不会陌生。

无论桑德拉得到的审判结果是否公正，我们都必须承认，在这场案件引发的风暴中，她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也不是一个赢得胜利的“英雄”，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一个充满缺点和弱点的女性。而电影所要讲的是，从桑德拉在社会视角里所展现或是被想象出来的形象看，“性别”在其中扮演了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角色。

《坠落的审判》有着令人惊叹的完成度，无论是对案件的推理解析，还是对失败婚姻的抽丝剥茧，都显现出导演和编剧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更重要的是，特里叶展示出了高超的导演能力——以一个引人入胜的极端事件开场，构造了一个奔走于想象和真实之间的婚姻寓言。而作为一名纪录片名导，特里叶也为这部剧情电影构建了浓烈的纪实氛围。从桑德拉的儿子站上证人席的那一刻起，你可以跟随运动的镜头彻底沉浸在这个迷人的故事中。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除了导演和编剧外，扮演女主人公的桑德拉·惠勒，亦是这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位带有谜一样气质的德国女演员，把片中桑德拉的坚强、矛盾、敏感、尖刻、任性以及脆弱，都演绎得异常精确。尽管她并未赢得戛纳和奥斯卡的最佳女演员奖杯，但这个角色足以成为去年大银幕上最值得留存影史的女性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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