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里川

（作者伍里川，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评论员；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日，一篇题为《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的文章热传网络。作者是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他以自己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的送外卖经历为例，讲述了行业疾苦、生存不易。这是一篇读来时而让人愤懑、时而让人泪目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也是写在大地上的。

都知道外卖员不容易，但要问如何不容易，很多人可能答不上来。邢斌的文章揭示了“算法生态”下，外卖员极其辛苦、难掩危机的生存状态。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邢斌教授认为，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骑手出车祸了，一旦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而在终日奔波苦之外，外卖骑手更是不时遭受着歧视和侮辱，以及不甚公平的处罚机制。于是邢斌教授追问：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每月究竟需要多少“成本”？

图为邢斌体验外卖员期间记录的账单

真实、骨感到令人心惊的细节，和发自良知的追问，铺陈在公众眼前，冲击着世道人心，重新唤醒了我们对于一个行业应有的关切。文章被刷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同时，这篇文章堪称调查报告的范作，揭示了调查者真正可以发力的地方，也无形中“批驳”了那种浮于表面、蜻蜓点水式的调研。作者以沉下去的方式，告诉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面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并及时加以传播。

图为邢斌送外卖期间的照片

笔者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长期关注抗战老兵生存状况，经常到病床前与他们谈心，记录一手资料。这样的调查摸底，充实或拯救了史料，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因而很有意义。大学老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唯有多从现实样本中吸收“养分”，才能更好地向学生“输出”。但就笔者所知，有的大学老师教了一学期书，往往从书本到书本，并无额外“赠予”，学生自然不能得到更多鲜活的知识。其实大学生往往更欢迎在“社会能见度”上有不俗表现的老师，一些高校也经常请某些行业的资深人士前来做讲座。邢斌教授提及，有一次他取餐时差点被两个学生认出来，因为他的声音被他们“识别”出来了，他觉得，这两个学生一定是爱听他课的好孩子。这个细节证实，一个像社会观察家一样的优秀教师，在课堂上一定能散发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他们可以时时提供最新鲜、最接地气的信息。

但高校教师教授给学生包括课本知识和公共识见在内的知识，只是职责和道义的一部分，邢斌的体验也说明，一个大学教师还可以“教”给学生以悲悯情怀、人文关怀精神。

在文章中，邢斌直言：“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

这种极不正常的僵局值得被打破，人际圈不该成为彼此的悲欢各不相通，甚至互相持有偏见与恶意的地方，而应该成为一个拥有交流沟通能力、理解和暖意并存的“朋友圈”。

不相通的理由有多种，共情能力的弱化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用来打破僵局的“利器”应该是彼此靠近、彼此了解、彼此体贴。

值得一提的是，该被劝喻走出信息茧房、向其他群体投射目光和敞开胸怀的何止学生，何止知识分子？邢斌提及北京某部门一位副处长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这个决策参与者“下场”的例子应该成为行业之间、群体之间打破信息壁垒、实现积极互动的样本。这样的样本也许是笨拙的、零散的，但却是真诚的、认真的，它们令心灵之光交汇，令隔膜之冰消融。

当然，职业体验，只是公众互相拆除“心理篱笆”的方式之一。只要我们对他人常怀嘘寒问暖之心，就不难找到更多互相对话、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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