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访谈:从高晓声到高晓声文学奖

2022年11月10日 09:00:00 | 来源:荔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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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首届高晓声文学奖颁奖典礼将在常州举行。

  高晓声是已故常州籍著名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领域杰出的书写者,也是常州、江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标识。今年7月,以作家高晓声命名的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在常州揭晓。

  颁奖礼前夕,荔枝新闻邀请到了高晓声曾经的同学、同事,作家陈椿年,与部分本届高晓声文学奖的评委大咖们,一道讲述高晓声与文学以及高晓声文学奖背后的故事。

  知根知底的朋友

  1928年,高晓声出生于常州武进董墅村的一个耕读之家。父亲是一名私塾先生,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家中有田地8亩和房屋3间,土地出租,生活主要依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

  高晓声自小喜爱文学,阅读广泛,曾梦想长大成为文学家。二十岁之前,他一直在家乡生活。

  1948年,高晓声离开常州,进入私立上海法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就读经济学系,但对文学的热爱却一分没减。在上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过着两重生活:白天,在上海法学院读经济学系;晚上,跑到十里外的小学校里去教夜课,以维持生活。”

  1949年,没读完经济学专业的高晓声,赶往无锡报考新设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并从13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前身即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的培养新闻干部的学校,自19462月创建,到1949年在无锡更名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已经开办了四期。苏南新专录取的220名学生,被分为三个班,每个班又分为七八个小组,是几期中人数最多、机构和人员最为整齐的一期。

  同为苏南新专被录取者的陈椿年正是在那里初识了比他大三岁的高晓声。“他(高晓声)当时很喜欢打篮球,我这个人不喜欢打球也不喜欢看球,只知道球场里有这么个小个子,很活跃,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1950年,从苏南新专毕业的高晓声与陈椿年一道被分配至苏南文协筹委会工作,因为都喜欢写作,二人也愈发熟络起来,他们的友谊日后持续了近50年。

  50年代初期,高晓声已经开始一些文学创作,写了一些诗歌、短篇小说和歌剧。其中关于农村移风易俗、青年农民婚恋观念转变的《解约》就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

  1957年,高晓声、陈椿年与陆文夫、方之、叶至诚等一批作家好友们本酝酿创办一个文学社团“探求者”,并计划出版一份同人刊物《探求者》,以突破当时文学创作中千人一面的状况。但筹备工作还没展开,他们就被迫停止了手中的笔。

  就这样,高晓声重新回到了家乡武进。

  农民的代言人

  回到家乡的高晓声,先是在公社务农,在田间地头从事体力劳动,后来又做过中学教员、图书馆员,并为维持生活折腾过各种副业。

  陈椿年在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我们都没有对自己的厄运丧失过心境,也没有低过头,终归保持一个做人的底线。”

  而在这段历经磨难的岁月里,高晓声也并未完全与文学绝缘。二十年间,他在田间的生活状态与他感受到的乡村烟火,都或多或少地在日后的作品之中描摹了出来。

  19795月,高晓声凭借“为农民叹叹苦经”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在文坛“复出”,随后,又凭借《李顺大造屋》与《陈奂生上城》两篇作品荣获19791980年两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因擅长写新旧交错时期的农民而受到文艺界称赞。1979年到1984年,在他以编年体形式集结出版的小说集中,多篇作品讲述了当时农民的各种生活问题和人生困境,涉及吃饭、造屋、求职、就医,青年婚恋,“文革”期间开运河、闹地震、游街批斗以及新政策下的进城、包产到户、副业养蜂养鱼等等。写实准确的书写,让高晓声几乎被视为“农民的代言人”,也对其后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把高晓声称为“用算盘写作的作家”。“高晓声特别善于写底层农民那种精生活的精打细算。比如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从头到尾都在算账,一开始是一根油绳要卖了多赚几毛钱,然后是油绳被偷走损失了几毛钱,接着是吴书记带来的糖仔细一算等于两顿半饭钱等等。这些都体现了高晓声,第一特别了解底层农民,第二特别善于捕捉农民精神上的特色,然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而对高晓声来说,扎根在土壤里,写农民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曾说“迄今为止,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作品,我并不是有意要这样做,而是因为我熟悉他们,我最能够写的就是他们,我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以后的小说,仍旧会这样写下去,现在我当然比过去更加认识到写他们的意义了。”

  寻找“高晓声”

  2021年,以高晓声命名的文学奖正式启动。奖项致敬高晓声,主要以乡村小说作为评选题材标准,寻找聚焦巨变的中国新乡村,关注新的乡村现实,塑造新的乡村人物,来反映乡村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书写宏阔的乡村历史的优秀作品。

  “社会在不断发展,农村的变化也大,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高晓声时代的农村了,新一代的乡村人和新一代的乡村生活形态是什么样的?高先生走了,我们现在的作家要像高晓声一样,关注我们当下的社会,关注我们当下的新乡村,来书写它,使乡村书写形成一种气候。” 首届高晓声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丁捷这样提及设立文学奖的构想,“我觉得高晓声作家的精神,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介入,是追求文学的功效性的,就是文学进入了社会,为了发扬高晓声的这种创作精神,我们设立了这个奖。通过这一批作品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新一代新乡村的关注,然后找到建设和发展新乡村的精神动力,起到文学深度介入社会,引导推社会进步的力量。”

  作家毕飞宇则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一个本能。“中国的底层在哪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乡村的人来讲,我觉得真正的底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给我们比例比较高的部分,都是都市人,相反有关乡村的比例越来越少。在今天这样的语境下,通过高晓声来倡导对三农的关心,我觉得又到了一个时候了。”

  今年7月,通过提名、初评、终评等阶段层层筛选,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公布了10部(篇)获奖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奖《有生》和《谁在敲门》、中篇小说奖《空山》《过香河》和《湖与元气连》、短篇小说奖《喝汤的声音》《无情物》《天堂唢呐》《父亲的长河》和《天水》。

  据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社长黄小初介绍,这些作品有鸿篇巨制,也有写意小品,其作者有早就蜚声文坛的名家,也有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作家,这些作品虽然题材、篇幅、艺术风格有别,但是也有着一些让评委们眼睛一亮、会心一笑的共性。

  “获奖作品都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当中朴拙刻录时代和岁月的痕迹。都正视人性,拥抱人性,显示出了作者们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和温暖呵护。”黄小初说。

  在散文《摆渡》中,高晓声曾这样叙述他对文学与作家责任的理解,作家“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情实意,“他以真情实意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作者,在高晓声文学奖的勉励与鞭策下,把自己作为文学的“摆渡人”,描绘出更多感人的时代故事。

  (记者/江苏广电常州中心站 编辑/顾慧敏 设计/何君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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