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知名评论人；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浙江师范大学2022届毕业生郑灵华保研后，拿着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的爷爷一个惊喜，她拍了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网站作纪念。没想到，照片先是被人盗用，用来卖培训课，接着又被拥有几十万粉丝的视频博主盗用，假称是自己考取了研究生。而网络中的跟评也不忍卒睹。针对她染成了粉红色的头发，有人辱骂她是“陪酒女、夜店舞女、不正经人”，有人造谣“老少恋”然后谩骂无数，还有网友指责郑灵华“拿自己爷爷炒作”，甚至对老人恶语相向。　　 

　　一个积极生活、努力学习，想让病床上的爷爷为自己开心的女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众矢之的，原因竟然如此无厘头——染发了就“不正经”，与爷爷合影就是“吃人血馒头”——正常人类都无法理解。　　 

　　实际上，网暴不需要理由，无厘头恰恰是网络暴力的特性——非理性、情绪化和极端化。染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但当有人把染发女孩说成“陪酒女”“不正经”“红毛怪”后，群体的偏向性不管是好是坏，都必然趋向夸张，又在传播中被强化，抨击他人的力量就越来越强。所以，定位网暴者是很难的事，因为网暴者太多了，过程又是逐渐升级的。如果说一开始只是某一个无聊的人扔了一块试探性的小石子，那么到了后来，就演变为人人一铲渣土，把当事者淹没：“她一度想到自杀”。　　 

　　女孩的亲戚责怪她多事，不该把老人的视频发到网络，这种指责是很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只要你不多事，你就不会被针对；只要你不说话，你就不会被反驳；只要你不出现，你就不会被骚扰；只要你不……问题在于，网络暴力的另一个特性是随机性和盲目性，郑灵华遇上并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就像安徽合肥一名女子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晒了自己订婚宴的照片，却被某些好事之徒谣传为“会所技师”，难道要责怪她不该分享自己的幸福时刻？如果说这两位女子是因为分享照片而被网暴，那么，杭州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一拿快递女子并造谣“少妇出轨快递小哥”，总不能说，她不该去拿快递吧。　　　　 

　　没有做错事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被责备？为什么要把网络空间拱手让给恶意满满的网暴者？责备她的人，表面为了她好，但实际却是在网暴上又加了一块巨石。

　　好在郑灵华没有被压倒，她决定向网暴者反击。她公证了上千条严重侮辱性的内容，准备起诉网暴者，“不想放过每一个网络暴力的人”。也有律师愿意免费代理，帮她维权。可问题是，维权路很难走，因为参与网暴的人太多了，上千条谩骂与侮辱背后，是无数个难以定位的个人和营销账号。尽管民事、行政和刑法的框架下，都有关于惩治网络暴力、保护公民人格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框架之下的司法实践中，什么样的言论属于网暴？怎么定性，怎么定责，侵权造成的伤害赔偿如何衡量？甚至维权者还要与多个互联网平台中障碍重重的投诉规则斗智斗勇。这又是老话重提了，违法成本如此之低，维权成本又如此之高。　　 

　　从最实际的效果出发，恐怕现阶段首先必须加强的，是平台的管理责任。任意盗用他人照片的营销账号一经发现，不能仅是销号处理，背后的经营公司也该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平台对网暴受害者的投诉，也应该强化维权辅助功能。　　　　　　　　 

　　网暴就像一场互联网病毒，肆意寻找着感染者。众多参与其中还不自知的网民们，若不能对这个“病毒”产生足够的警醒，那么，我们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