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 冰（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省政德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文中提到：“古人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有坚定斗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出自南宋思想家陈亮所作《陈亮集》卷五《酌古论一》，其意为有一定的谋略，然后才有一定的功业；谋略不可以匆忙制定，而功业也不能靠侥幸获得。此句为陈亮称赞汉光武帝刘秀能够采纳谋士邓禹的谋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超人的智谋和恢宏的气度谋取战略主动，最终实现以弱胜强、以柔取天下的中兴之业。

　　中华文化崇德尚和，重谋略，讲究以谋取胜，擅长用智慧解决矛盾和冲突，即所谓“上兵伐谋”；反对滥用武力，向往和平，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对学生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批评在战争中有勇无谋、鲁莽冒险的做法，主张运用谋略获得成功。战略为目标，是“道”；策略为方法，是“术”。道与术是统一的，目标通过方法来实现，当战略得以确立和稳固下来，策略的谋划就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策略要服从、服务于战略，以实现战略目标为旨归。中国古代思想家有较为发达的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从不孤立地谈论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是将战略与策略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制定详细周密的策略实现战略目标。《尚书·洪范》中箕子向武王陈述上天赐予大禹洪范九畴，即治国安邦的九大策略：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每一策又进行细分，譬如八政为“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且排序又有主次轻重之别，洪范八政以食为政首，提醒治国者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孙子兵法》开篇提出战争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后紧接着提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在策略上有充足的准备和应对，倘若做到这些，未战之前就有胜算的把握。

　　其次，因“势”制定策略。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智慧，识时务、讲变易，要求根据“势”的变化因时因地制宜。《周易·系辞传》曰：“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王弼解释为：“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政治环境睿智地指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君子要根据时势来抉择是否参与到政治中去，如若环境恶劣则要守住自身，随机应变，随“时”俯仰。当然，孔子主张的顺时、应时不是放弃原则，更不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而是寻求更好入世时机的权宜之计。因此，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孙子兵法》亦特别强调谋“势”的重要性，“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善于适应和使用已形成的“势”，善于创造有利的“势”，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譬如孙子列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并详细地指出每种地形都应该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才能利用好地形优势。

　　最后，根据变化的实际灵活善变。紧紧围绕战略目标、根据实际的形势制定的策略是否就能保证战略的实现呢？也不尽然。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为实际的形势本身依然在不断变化着，早先制定的策略也要随时变化，要有机动性和灵活性。孙子言“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并总结出诡道十二法。用兵作战就是要神机妙算、法无定法、出奇制胜。《孙子兵法》中提出很多玄妙的作战策略，如“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正合，以奇胜”“避实而击虚”“我专而敌分……以十攻其一”等，灵活多变的智谋策略在军事博弈中达到极致。

　　毛泽东同志曾鲜明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战略智慧和策略方法，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百年奋斗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清晰地为如何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了方法论原则和政治标准，即“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策略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25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