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坛·温故】

　　作者：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首席专家）

　　今年7月，《求是》杂志第14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讲话开篇，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着重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重视“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充分凸显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所独具的悠久鉴戒传统与现实资政功能。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是记录南朝萧齐一代正史作品，总编撰是出身于萧齐皇室、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萧子显。史书记载萧氏“幼聪慧，好学，工属文”，故由其执掌修“国史”之重任。整体而言，《南齐书》详略得当、史实可信，较全面地反映了萧齐一代的历史面貌，但也不免存在曲笔较多、典志不全的缺憾。在北宋任职史馆的曾巩，不仅是名扬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史学造诣亦非寻常。他负责编校过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实录》、典修《五朝国史》，《南齐书目录序》更是“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领者”。可见曾巩能提出史学之作用在于为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乃至概括出“知今者,莫若考古”的命题，并不偶然。

　　尤值措意的是，曾巩在文中提炼“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一论断前，还专就古之良史标准给出个人意见：“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在他心目中，著史者须明察必定能够遍及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其所持道必定要适合天下的运用，其才智必定能够通晓难理解的意思，其文笔必定能够阐发难以显露的情形。如此，方能彰明治国理政之大道，史学经世致用之功能方可展开。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或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这将为完善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成果与思想，堪称规模庞大、价值巨大、意义重大、影响远大。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执政者倘有“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则能“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具体而言，所谓“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由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章学诚认为：“盖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治史者以求真求是之心，才能撰写崇德向善之作。换言之，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如此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的伟大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的历史自信，在一定意义上奠基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